在“二胎”生育放开政策尚处于半遮半掩之时，一个县城已经悄然进入了“二胎”试点的第25个年头。与“黑龙江、吉林、辽宁、江苏和浙江五省将有条件放开二胎”这一消息一经披露即被媒体广为报道不同，山西翼城的25年二胎试点却是一段几乎不为人知的尘封往事。
作为翼城1990年至2002年期间的县计生委主任，冯才山见证了几乎整个“二胎”试点的过程。在1985年，时任翼城隆化镇镇长的冯，第一次接触到“二胎试点”的概念。
在县招待所会议室，翼城县计生系统和乡镇干部近百人被召集起来，由时任山西省社科院人口所所长梁中堂向干部们讲解了在翼城试点“二胎”的办法。
那正是整个中国尤其是广大乡村厉行“只生一个好”的年代，冯才山至今仍用“震惊”形容当时的心情——“大胆出位”，这是他对梁中堂的描述。
尽管几乎所有的与会干部都同样“震惊”，这一年仍然成为了翼城人口政策的转折年。在后来的25年中，这个偏远的农业县将悄然实行与全国大部分地区不同的计划生育政策——有条件地放开“二胎”。
在这个坚持至今的“人口特区”，25年之后，其人口增长率反而低于全国水平，尤为重要的是，以性别比例为代表的各项人口指标均优于全国水平。
对于翼城来说，25年试点无疑是一次成功的试验，但无论是理论奠基者梁中堂，还是如冯才山一类的执行者，抑或是翼城试验本身，至今仍然少为人知：其经历少有公开报道；在计划生育30周年人口政策面临调整的消息见诸报端之时，与翼城试验有关的人们也说不清楚，这是否与翼城的25年试点稍有关联。
耀邦批示促成试点
胡耀邦亲笔批示：“这是一份认真动了脑筋，很有见地的报告。”
在梁中堂讲解试点办法的时候，翼城人并未意识到这将是给整个县城带来重大变化的开端。
这一年，时任县计生委主任的安斗生面对上级下达的计划生育任务时常显得焦头烂额，而他的继任者，当时还任镇长的冯才山则面对情绪激动的村民，陷入令自己无比尴尬的斥责之中。
作为基层计生工作人员，他们很快因为1985年和梁中堂的到来，加入了这场不许声张的全县人口试验之中，并见证了之后25年的变化。
冯才山记得，1980年代的翼城县到处被计生标语所覆盖。马路边、农民家的院墙上、乡间的厕所外，这面墙上写的是“国事家事计划生育是大事”，那边写的就是“少生优生按照政策计划生”。
他从上世纪70年代到2002年退休，一直是基层干部，从乡团委书记到县计生委主任，计划生育一直是他的工作重点。在翼城这样的革命老区，不乏一批冯才山这样的干部，党的政策是什么，就坚决执行什么。
在隆化镇，冯才山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发动计划生育舆论宣传。县里的要求是一个村子至少要刷六条计划生育标语，干部入户。其中最得力的宣传工具是大喇叭，一直拉到村里每家每户的屋前炕头，一有什么决定和宣传材料，村村的喇叭都整天响起来。
然而，超生现象却依然屡禁不止。整个上世纪80年代，平均每对夫妇生育孩子的数量都没有低于过2 . 2，翼城县在管理最为严格的1982年到1985年，生一个孩子的育龄妇女也只有一半。女人们从未放弃继续生孩子。“干部没有少费劲，人没有少得罪，孩子没少生。”冯才山当时的工作举步维艰。
西贺村的计生员车月莲对工作的困难感受极深。当时她25岁，是一个工作极为认真、会在笔记本上写座右铭的小姑娘，她保存至今的笔记本扉页上还有当时写下的励志语——“作个合格的计生员，毕生把重担挑在肩”。那时候，当她走在镇里的街道上，经常会听人大喊她名字，扭头一看，才发现别人正在指名道姓地痛骂她。
冯才山也感到痛苦。“一方面一胎政策离农民的意愿很远，另一方面国家政策需要我们坚持执行。”当时县里要求生完一胎的必须上环，生了两胎以上的必须绝育。他不得不带着计划生育搜索服务队从镇政府、人民公社往东开始，一个村一个村地做绝育手术。
而在全国范围内，计生工作都迅速陷入一种微妙局势之中。1984年，中央专门下发7号文件，提出把计划生育政策建立在“合情合理、群众拥护和干部好做工作”的基础上，旨在缓和严格的政策带来的紧张情势，这后来成为公认的翼城试点的出发点。
在这个贫穷偏僻的乡村三百多公里外的太原，当时在省委党校工作的梁中堂正试图为改变“一胎化”做出努力。他既看到现实工作中矛盾的激化，又担心一胎化将在未来造成诸如老龄化、性别比率失调等诸多问题。
1984年春节，他写了一篇题为《把计划生育工作建立在人口发展规律的基础上》的研究报告，寄给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文章提出采取晚婚晚育和延长生育二胎间隔时间的办法，完全可以把人口控制在12亿左右水平，又能满足农民生育意愿，从而建议放弃“一胎化”。
这份报告竟然很快得到了胡耀邦的亲笔批示：“这是一份认真动了脑筋，很有见地的报告。”
那是一番曲折往复的努力。国家计生委起初否决报告，在胡耀邦批示之后，最终又同意在山西找一个县进行试点。
1984年4月底，在山西省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的建议下，梁中堂到翼城县调查。此时的翼城是山西省计划生育先进县，然而“先进”二字背后的代价和辛苦只有农民和一线的计生工作人员最为清楚。
当时的翼城县领导见到梁中堂后主动表态：“翼城可以做试点，我们愿意为摸索中国式计划生育道路做贡献。哪怕失败了，对我们翼城县计生工作也没有坏处。”
1985年7月，经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和山西省委、省政府批准，翼城全县农村开始实行“晚婚晚育加间隔”可生育二胎的政策，核心内容是，对于农民家庭，要求女性在不早于24岁生育第一胎，30岁可以生育第二胎，严格限制第三胎。翼城的25年试验就此拉开序幕。
随着社会发展，人们会自行进行生育调整控制。这可能是翼城试验最重要的经验。
二胎试点的乡村博弈
老百姓通过时间来换取多生孩子的机会，管理者则用“二胎”的退让更好地控制多孩、缓和干群关系
安斗生从1980年到1990年担任翼城县的计生委主任。他知道严厉的措施使得当时纸面上的工作成绩不错，出生率比较低，但干群关系当时实际上却陷入紧张。
试点开始之后，安斗生组织人员制订了生育二胎的实施方案和细则，到农村开座谈会了解生育愿望，他发现，大部分农民可以接受“两晚一间隔”的办法，只要能生两胎就感到满意。
在全国紧抓计划生育的形势下，翼城县却相对平静地度过了紧张的几年。“我们在宣传的时候一样很严厉，执行的时候又相对温和，以说服为主，这是我们工作慢慢得到支持的原因。”冯才山说。
在县里的一次会上，梁中堂提出：“大多数农民想生两个。现在很多地方不仅生二胎的控制不了，连三胎、四胎也管不住。因为你的工作量太大，没有重点么！这是目前计划生育工作的实际状况，要求脱离实际，形成人人受处罚。”
安斗生一度担心，生了二胎，会不会要有三胎四胎？后来随着试点的展开，安斗生的担心一扫而光。
在允许生二胎之后，有了商量的余地，说服工作就成了工作重心。
在人与人相互熟悉的村庄，政策并不是惟一的规则。让步和协商存在于各种环节。有一次，大队把村里一户人家的牛扣了下来，村民悄悄把牛牵了回来，过后又来要求归还耕牛。后来村里人发现牛已经拉回去了，那位村民只好又羞又恼地把罚款交了。
这类诙谐的一幕在试点后的翼城乡村都偶有上演。“因为政策由不合情理调整到比较合乎情理，比较符合实际，群众一开始就接受了它。”梁中堂总结说。
在南庙村，妇联主任张爱萍的工作也在试点中磕磕绊绊地逐步改善。
在自愿带头流产之后几年，张爱萍生了一个女儿，试点开始后又怀上了第二胎。村里的舆论压力和她肚里的胎儿同步孕育：“她生了二胎如果还是女儿，会不会去做绝育？”当她还挺着肚子的时候，镇计生委主任就给她下达了指示，“生完二胎后你必须第一个去做绝育！”倔强的张爱萍果然在第二年做了绝育，原因是“为了国家需要和便利以后工作开展”。这类的故事在当年被奉为典型，年底张爱萍就因此获得了省三八红旗手的称号。
冯才山认为，在严格的政策下，基层干部经常压力最大，牺牲最大，包括他家爱人在内，所有干部都带头做了结扎、绝育，但同时他们又最不受理解，因为所有政策执行都是他们在做，“两晚一间隔很大程度上缓和了干部和群众的关系”，受益者并不仅仅是普通群众。
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爽在2007年前后曾经到翼城县进行调研。当时他对邻近的曲沃县也进行了生育意愿调查，发现两县群众的生育意愿没有本质差别，差别只是翼城县政策更宽一些，计生工作有着更宽松的工作环境。
在他看来，翼城县的计生政策是当时条件下的一种博弈：“老百姓通过时间来换取多生孩子的机会，管理者则用‘二胎’的退让更好地控制多孩、缓和干群关系。”
同文链接：山西省翼城县25年的二胎“秘密”试验收获的启示和“果实”（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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