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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裕大将冤案平反的曲折历程（下）
二、1986年10月16日，中央为刘伯承同志所作的悼词中对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作了正式评论：“1980年邓小平同志明确指出：‘那次反教条主义是错误的。’这也是党中央一致的意见。” 但是，在复查报告中竟然引用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粟裕同志违心检查的内容，而且是在粟裕同志已经不在人世，失去发言权的情况下引用。如此做法违背了党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同时也使粟裕同志再次蒙冤。为此，我特提出申诉，要求更正该报告有关内容。 专此谨呈杨副主席（余主任） 楚青谨上 1987年7月20日抄呈：中共中央组织部、总政治部
报告虽然送出，但我估计组织上不会听取我的申诉更正文件中的错误。而我也只想在有关单位留下一份历史档案。我的报告得到了杨副主席的关注，他不了解这个情况，批交张震同志阅办。张震同志为此专门写了一个报告，他把草稿给我看了一下，大意是这件事与粟裕同志没有关系， 1958年粟裕同志是被迫作的违心检讨，把这件事揽到自己身上。当时是谭震林同志力主给肖望东处分；若讲责任应该还是由一级党委负责等等。后来我问过杨副主席办公室，领导上对报告如何处理? 答复是杨副主席表示找个机会议论一下。
1987年10月31日上午，张震同志来雨儿胡同传达杨副主席指示：关于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粟裕同志受到错误批判的事，在大百科全书军事卷人物分册《粟裕》条中已经写上了，这件事就结束了。肖望东同志受处分确实不是粟裕的责任，但文件已经发了，而且范围很小，是否就不再处理更正了。张震同志说，杨副主席让他来传达并让他做做我的工作。我对杨副主席受理我的申诉内心深为感动，当即表示，我当按杨副主席指示办，请杨副主席放心。
1987年11月1日，总政组织部来了一位处长和另一位同志，向我解释说，他们引用粟总的话，没有重提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的意思。我对他们的解释甚不满意。为了尊重杨副主席的指示，我指出他们这样行文、处理，在为一个同志平反时又冤屈另一个同志，是违背党的实事求是作风的。至于如何具体处理，由组织上决定。不论如何处理，希望把我的申诉存档。那位处长表示，我的话他们认真作了记录，回去汇报，申诉报告一定会存档的。这样，这件事也就这么结束了。 1987年，几经周折，最终在《中国大百科全书·军事卷》的《粟裕》条目中写上了“1958年在所谓反教条主义中受到错误的批评”一句。不了解情况的人难以想象，即使这淡淡的一句也是多么来之不易啊。历经沧桑，我对粟蒙受的不白之冤能否得到真正平反，已不抱任何幻想了。我只坚信他自己说的：“我相信我几十年的革命实践足够说明自己。”
五、南京六位老同志的报告和军委再受理 1993年11月17日。昨天收到谭肇之同志11月13日来信，说他和金冶、秦叔瑾、黄野松、黄亦凡五人联名向军委写了一个旨在为粟总“平冤狱”恢复名誉，“建议召开粟裕同志逝世十周年纪念会或座谈会的报告”（ 附来报告的复印件 ）。傅奎清同志热心支持帮助，由他致信总政于永波主任转呈军委。据间接了解，于主任已批示总政宣传部研究。读后悲思难禁，感慨万千。这些年来，我的哀思转为把全部精力放在整编《粟裕战争回忆录》和《粟裕军事文集》上，以此作为对他永恒的纪念，同时平衡自己的心态。他们的报告会有什么结果虽难于预料，但他们这种不计个人得失，坚持真理，仗义执言的凛然正气和无畏勇气，令人由衷敬佩，并温暖了我已经冷漠的心和绽出了一线希望。今天复信肇之同志，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金冶、谭肇之、秦叔瑾、黄野松、黄亦凡五同志的建议报告如下：
建议召开粟裕同志逝世十周年纪念会或座谈会的报告于永波主任并请转呈军委江泽民主席，刘华清、张震副主席：我们是原新四军和华东野战军、华东军区的老战士，过去一直在陈毅、粟裕、谭震林等老首长领导、指挥下，转战在大江南北和苏鲁豫皖各地。离休后现在南京安家。但至今仍然崇敬着、怀念着率领我们南征北战，为建立新中国立下汗马功劳和卓越功勋的陈、粟、谭这些华野好司令、好政委! 金冶、周蔚昌、谭肇之等同志参加了南京地区粟裕军事思想研究组，1991年5月曾去北京，参加由国防大学、军事科学院联合主持召开的“粟裕军事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听取了张震同志在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学习了他发表的论文《创造性地运用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导作战的典范》。我们结合平时的粟裕军事思想研究，还认真学习了《粟裕军事文集》、《粟裕战争回忆录》以及新华出版社《名将粟裕》中刊登的张震同志的《一代名将，功垂青史》，杨尚昆同志的《学习粟裕同志的革命坚定性和创造精神》，张爱萍同志的《痛悼粟裕同志》诗词，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代名将》中肖劲光同志的《悼念粟裕同志》等等，深受启发教育。对于粟裕同志从南昌起义伊始，在二十二年革命战争中先后六次负伤，有的弹片一直留在头颅中未能取出，但仍始终坚持战斗在第一线，对党对人民无限忠诚，又具有卓越的军事才能，在组织大兵团作战中不断克敌制胜，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立下了不朽战功，这样一位无产阶级革命家鞠躬尽瘁的一生，我们怀着深深的崇敬心情。
张震同志这位在豫东战役、淮海战役和在渡江战役、淞沪战役中，与栗裕同志朝夕相处，共历艰辛并分享欢乐的亲密战友—，着重在纪念文章中记述了粟裕同志虽屡建战功，却从不居功自傲，始终保持着谦虚谨慎的高尚的道德情操，并列举了他在华中军区和华东野战军工作时“两让司令”，请求仍任副职的经历，在华东地区一些老同志中一直传为美谈。张爱萍同志在粟裕将军逝世当天，写下了“为国为民平生愿，无私无畏天下歌”的《痛悼粟裕同志》诗词。
可是，这样一位历经无数事实证明“为国为民平生愿，无私无畏天下歌”的无产阶级忠诚战士，在我党1957年开始的“左”的指导思想影响下，在1958年5月27日至7月22日于北京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期间，却被无辜地蒙上了不白之冤。在这次有军队高级干部一千多人参加的大会上，既对主持我军军事训练和院校教育工作的刘伯承、肖克等同志的所谓“教条主义倾向”进行了错误的批判，又在“反对个人主义”的名义下批判了当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的粟裕同志。其理由，据说是因为粟裕在一次会见苏军一位领导人时，曾询及在苏联红军总参谋长与国防部长之间的关系问题。其原意本来是想为总长办公室工作人员起草总参谋部工作条例和各部起草工作细则时用作参考，岂不料为此竟惹出了大祸。这在以“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为主题的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就成为一条莫大的罪状，被人说成是什么企图摆脱当时任国防部长的彭德怀的领导，因而也就是犯了谋求争权夺利私欲的“个人主义错误”，等等。
当时除了严肃的思想批判以外，还有严格的组织处理。1958年8月3l日，粟裕被免去已任职四年的总参谋长职务，调任一个1958年3月15月宣布成立的新单位军事科学院副院长。这个成立仅有半年的军事科学院，除了已公布叶剑英同志任院长兼政委外，还公布了宋时轮、彭绍辉、杨至诚三人为副院长。粟裕同志去后没有多少事干。论时机，又正值海湾地区爆发伊拉克革命，美军登陆黎巴嫩，而我国为了声援阿拉伯人民的正义事业，正在筹划和实施金门炮战过程中。此时将一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突然免职并调任这样的工作，事出意外，不能不在我国、我军乃至全世界范围内引起不小的震动和不良的影响。我们南京地区的新四军老战土中，金冶、周蔚昌等同志那时参加了军委扩大会议，谭肇之同志参加了这次会议的会务工作，其他一些人则在所在单位听取了参加军委扩大会议同志的传达报告，大家对粟裕同志因所谓“个人主义错误”蒙受批判都深感意外。
粟裕同志是一个宽宏大度，不计个人名利，并在逆境中能含辛茹苦、忍辱负重的人。此后，他在领导军事科学研究工作中，仍坚持认真进行实地考察、调查研究，向中央军委多次写出很有价值的报告和建议，并针对国防建设和现代战争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发表了一些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报告和论著。晚年他虽疾病缠身，仍精心撰写战争回忆录，认真总结亲身经历的革命战争中的宝贵经验，以有利于教育后人、造福后世。
1959年7月，彭德怀同志在庐山会议期间，因对国内经济形势上的严重问题直言无隐，受到了错误的批判。粟裕同志此时不计个人恩怨，不图落井下石，不去利用这一“良机”去要求为彭老总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期间召开会议对他所作错误批判“翻案”。在十年动乱中，栗裕同志跟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1975年他对刚调往北京工作的张震同志说：“毛主席批评了‘上海帮’，把小平同志请出来主持工作。现在周总理病重，我们要坚定地按小平同志指示去做，要垮台大家一起垮台好了!”（ 见张震同志《一代名将，功垂青史》一文 ） 张震同志在文中还说：“他对邓小平同志的爱戴和对‘四人帮’深恶痛绝的神情，使我至今难忘”。
此时粟裕同志遵照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决定，有一段时间参加了国务院业务领导工作，在处境十分困难复杂的情况下，协助周恩来总理坚决抵制这帮反革命集团分子的罪恶阴谋和干扰破坏，尽自己的最大努力，保持和促进了他所分管的国防工业生产、交通运输和邮电事业的稳定和发展。当陈丕显、钟期光等新四军老战友遭受政治迫害、身陷逆境时，本身正遭“炮轰”的粟裕同志又冒着风险去探望他们，帮他们说公道话，并设法将被诬陷为“反革命”的他们的子女安排适当出路，充分体现了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无畏精神和高尚情操。据军事科学院编写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大事记》记载： 1958年5月至7月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对训练工作中的所谓‘教条主义倾向’进行了不适当的过火批判，致使后来的正规化训练和现代化建设受到严重影响。”因此，原来安置在刘伯承、肖克等同志头上的“教条主义倾向”帽子，至今巳经摘除。可是，在1958年同一次军委扩大会议上安置到粟裕同志头上的“个人主义”帽子，至今却仍然存在，未能纠正。这不能不使我们许多新四军和华野部队的老战士引以为憾。
粟裕同志是湖南省会同县人，1907年8月10日出生，1984年2月5日逝世。到1994年2月，将是他逝世十周年。我们建议中央军委，通知南京军区（ 粟裕同志长期工作、战斗过的老单位、老地区）届时召开一次“粟裕同志逝世十周年纪念会”或“粟裕生平事迹座谈会”，邀请原华东有关同志到会，并请中央军委一位领导同志出席讲话，跟大家一起照一次相。肖劲光同志生前在纪念文章《悼念粟裕同志》中已经提到：“1958年所谓反教条主义时，他遭到了不公正的批判。在军委扩大会议期间，有一次毛泽东同志与我谈话时，问我对粟裕同志的看法。我说：粟裕同志为人正派，没有二心，是好人。毛泽东同志点了点头表示赞同。”（ 见《一代名将》第14页 ） 这次会议军委领导同志讲话中，能讲到粟裕同志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中虽受到了委屈，自己仍能正确对待。这就给他摘除了“个人主义错误”这顶沉重的帽子，消除了压在楚青同志 （ 粟裕夫人 ） 及其子女还有许多新四军和华东老战士心头的阴影。经过“粟裕同志纪念文集”（纪念会或座谈会上的讲话、论文等）的发表，各种新闻媒介的传播，大家从军委领导同志讲话和纪念文集出版的实际行动中，就会了解中央军委已用这样的办法，对粟裕同志的光辉一生作出了正确评价，认真贯彻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推倒了过去的不实之词，恢复了粟裕同志应有的荣誉。如果“纪念会”或“座谈会”都不方便召开，到粟裕同志逝世忌日 （明年2月5日），请一位军委的领导同志发表一篇纪念文章，以达到“平冤狱”、恢复名誉的目的，以慰革命先烈于九泉之下，粟裕同志的亲属和许多新四军、华东老战士，也都会由衷地感激党。
纪念会或座谈会的具体筹备工作，如军委确定在南京召开，请通知南京军区及早着手准备。如有需要，我们较熟悉情况的同志可应邀积极参加。以上建议，仅是我们这些新四军和华野部队老战士、栗裕同志老部下的迫切心愿。未知当否? 请中央军委领导同志早日斟酌审定。建议人：南京军区离休干部 金 冶 谭肇之 秦叔瑾 黄野松 黄亦凡（执笔） 1993年10月28日于南京
傅奎清同志致总政于永波主任的信于主任： 你好! 金冶、谭肇之等五同志，向你并报呈江泽民主席，刘华清、张震副主席，写了一个建议的报告。他们怕你对这五位同志不大熟悉，要我同时给你写封信介绍一下。金冶、谭肇之等同志长期在粟裕同志领导下工作，他们对粟裕同志生平了解较深，怀有深厚的感情。他们建议报告的中心是恳请军委撤销一九五八年军委扩大会议中对粟裕同志不公正的批判。那次军委扩大会议我也参加了。金、谭等同志报告中所例举的事实是实际的。为了恢复栗裕同志应有的声誉，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精神，因此，我也赞成金冶、谭肇之等同志的建议请求。是否有当，请审定。详情请看金冶、谭肇之等同志的报告。 祝你健康! 敬礼 傅奎清 11月1日于南京
11月18日接到徐充同志15日来信。24日同孙克骥政委通电话。他们都说到了这件事。结果会怎样，我想只能待来日分晓。若军委再次受理，自然是盼望的；如果不能解决，也不感意外。过去多次都说要解决，甚至说代表中央跟粟谈话，最终也没有实现。反正我经受的折磨已够多了，再怎么样也受得了。现在既然有了新的希望，自当尽力争取。不过自己内心里灰心的成分多一点，也看得淡一点。历史总是历史，粟总一生的革命实践摆在那里，不是某一次会议能够否定的。 11月27日，南京吴克斌来电话，说总政郭得河同志向他了解南京军区五位老同志要求为粟总平反的有关情况，郭是总政宣传部编研室副主任，受命就1958年粟总受错误批判问题调查研究。我 （ 吴 ） 介绍他向朱楹同志了解和采访你 （ 楚 ），并把朱楹和你的电话号码告诉了他。
随后，郭副主任即来电话同我联系。我问他领导上对报告批示的内容，他说，军委领导批示：以什么方式什么时间问题再定，先把事实搞清楚。他表示要向朱楹和我了解情况。我请他先找朱楹，朱楹因病住在301医院。他下午就去医院找朱。晚上朱楹电话告知我，他们去了二人，态度较好，还要采访我。 11月28日，电话告知郭得河同志，向他们表示我愿意配合他们调查，向他们介绍有关情况。约定明日下午来家里面谈。粟总蒙冤三十五年，他本人和我都申诉过，中央领导也批示要解决，曾经看到平反在望，不料后来不了了之。他抱憾而终，我把痛苦埋在心里。但我总盼着有朝一日恢复历史本来面貌，还他一个清白。
11月29日，按昨天的约定，郭得河、李翔两同志于下午2点45分来雨儿胡同。郭先说他对粟总很崇敬，接着说明了来意和总政领导交给他们承办的经过，又说他们写了一个倾向应该予以解决的意见，用总政办公厅名义上报军委办公厅。军办送呈军委刘华清、张震两副主席。刘副主席划了圈。张副主席批示要军办查阅档案，1958年的事交他们调查。他们是抱着把问题得到解决的真诚愿望来找我谈的。我觉得他们的态度是诚恳的，就把1958年的冤案和从 1979年开始申诉，虽经中央领导批示要解决，但石沉大海，粟抱憾重病，并因行政事故而去世，以及讣告、治丧问题，肖劲光文章、大百科条目的周折，撤骨灰情况，为肖望东平反却又再次嫁冤于粟裕等等，从头到尾讲了一遍。他们听后表示，绝对不能想象如粟裕同志这样的人平反竟如此困难，都说该解决，就是不能解决，是什么原因呢? 是啊，1958年批判粟裕是公认的冤案，但就是得不到平反，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这该问谁呢?老天该知道其原因吧! 他们临走借去五份材料，打了借条。
12月5日、12日，两次打电话给郭得河同志，询问进展情况和借去的材料复印了没有，若材料已复印请退回原件，并告知他朱楹同志已出院。郭说：材料已复印好，原件于13日亲自送回，送材料时说一下有关情况，暂不找朱楹同志。 13日上午8时半，郭得河同志来电话说，因忙，自己不能来了。材料密封派人送来。8时45分来人送回材料，我退回借条，并附信嘱“事情的结果，请按常例告诉我一下”。 12月25日、27日，郭副主任多次来电话，一是找《一代名将》、《名将粟裕》二书和“中央讣告”；二是询问几件事的具体细节，如聂帅对粟总向他汇报申诉表态时有无秘书在场，粟总到徐帅处的准确日期，张爱萍部长那份治丧意见的电话记录的来处等；三是要我将我所知道的情况包括时间、地点等具体情节写个回忆材料。我都一一回答和照办了。郭派人于25日取去两本书和内有“中央讣告”的剪报本 （ 我将当年报载粟裕同志逝世治丧的报导剪贴成册，题名《深切悼念粟裕同志》），30日取去我写的《中央领导对粟裕同志对1958年问题指示、批示追忆》。31日朱楹同志也按郭的要求整理了一份《有关粟裕同志1958年问题申诉的几点回忆》。
1994年1月15日，下午3点25分给郭得河同志打电话，请他将《深切悼念粟裕同志》剪报本送还。郭说不日即让人送回，接着说这次他们费了很大劲把一些领导人如耀邦同志、丕显同志等以及一些人对粟的评价都找出来了，很费一番工夫，写了报告，上报总政党委。他们认为问题应该解决，再不能像过去那样用一句话—带而过。部领导也支持这个意见，而且认为应该用个适当方式郑重处理一下。他还说本想将搜集整理的材料复印一份给我，但觉得不妥，怕我看了生气，有些人的一些话实在太不像样。
1月23日下午5时45分，打电话到郭副主任家里，他爱人周同志接的，说郭到军委办公厅加班去了。并告诉我说，郭的报告已工工整整誊抄，原定前天向于主任报告，后因于主任太忙改为送呈签阅，于主任签阅后就看军委张震副主席如何批了。看来这次事情进行得较顺利，据他们说，就为了一点小事，粟总受彭、聂元帅批判，后来多次说要解决，就是不能落实。使粟总遗憾地离开人世，实在可叹和不可思议。 2月1日上午，奚原同志来雨儿胡同悼念粟总逝世十周年。他谈起1984年治丧时写讣告的情况，当时对在讣告或生平中写不写1958年受到不公正批判的句子，—种意见写上，一种意见不同意。请示后得到的回答是不能用死人压活人，于是就写不成了。
2月3日中午，南京吴克斌来电话：郭得河同志同他联系，告知他总政领导和军委首长对南京几位老同志的建议报告都很重视，作了批示，一致认为应解决。并说张副主席态度很积极，关于解决问题的方法，决定以写文章方式，因当年未作文字决定；“文革”中许多受冤的人的平反也未作文字决定。赶2月5日是来不及了。具体时间另定。文章由谁署名尚未决定。我问文章由谁起草? 吴答：估计还是由郭得河他们起草，因郭在电话中说将来写文章还得找你们帮忙。 2月4日，在粟裕同志逝世十周年之际，几位老同志发起在雨儿胡同举行了一个小型座谈会，好几位八十以上高龄的粟总当年的老战友，冒着严寒来参加，尤其令人感动。随着时光的流逝，粟总的形象没有在人们的记忆中减弱，而是更加清晰、明亮。粟总的一生有光彩照人的不朽画卷，也有蒙冤受屈韵漫长岁月。他对自己的贡献总是功高不居，而对所受委屈则极为克制。他以充满自信和豪迈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宜称：“我相信我几十年的革命实践足够说明自己。”我和大家都坚信他这句肺腑之言。今天的这个座谈会虽然规模是小的，发言又受时间所限，但与会同志们的感情是真挚深厚的，而且我感到这种感情是代表了许许多多未出席会议的同志的感情的。
2月5日上午11时，中央办公厅曾庆红主任来雨儿胡同悼念粟总逝世十周年。说到军办到中办调阅有关粟总 1958年问题的申诉档案，他说这件事他本来并不清楚，只听到一些传闻，这次看到档案才知道一些，问我现在问题解决没有？当年邓小平同志是总书记，这件事与他有关系吗? 我简略地介绍了自己所知道的原委，并说小平同志是那次会议的领导小组组长，但他表示同意解决，这是叶帅亲自告诉栗总的。据悉现在决定通过军委领导同志写一篇文章来解决。我希望这篇文章要明确说粟裕同志1958年受到错误的批判，并且最好能由总书记署名，也许这是我的奢望。我又说难得见到你，这件事就拜托你了，还希望文章写好后能给我看一下。庆红同志表示一定把我的两点希望向扛总书记反映，文章是应该给我看的。他说这件事虽不归他管，但他会关心的。
2月5日下午4时半，张震副主席偕夫人马龄松同志来雨儿胡同悼念粟总逝世十周年。我向张副主席报告了南京有几位老同志写报告给军委领导要求给粟裕同志“正名”和总政宣传部编研室一位副主任向我调查粟总1958年受错误批评的事。以及得悉要用写文章的方法解决这件事，希望在文章中写上粟总受到错误批判，强加给他的许多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的话。张副主席说，有这件事，他知道。1958年的会议他投有参加。大家都知道粟总是冤枉的。他说，粟总见到他时从来不谈此事，他也不谈，能说什么呢? 这次看了总政报告和档案，才清楚—些。
我对那次会议情况更不清楚。粟总对我也不谈。他去世后，别人都以为我保存有他的有关那次会议的材料，但我找遍了他的东西，竟然什么都没有留。从张副主席的谈话中，我大致了解到以下一些情况：指责粟的其实就是三件事，一是粟以总参名义下发了两个文件，未经过国防部，即所谓“争权”；二是军委要总参起草国防部和总参的职责条例，粟向苏联同志询问了苏方是如何分工的，就被说成“里通外国”；还有一件张副主席一时想不起来了。至于聂帅受毛主席批评则与粟根本没有关系，却也把账记在粟头上。当时聂代总长，粟为副总长，张震同志任作战部长。聂交代张说：“主席很忙，你们不要干扰他，凡有报告报主席必须经过我，我认为送就送，否则不能送。”以后毛主席大为震怒，说是聂封锁他，把少奇、朱老总等都找来一起开会批聂。毛主席说：中央的材料是十个莱，吃都吃不完，军队却没有材料，想饿死我们啊! 少奇责问张，李涛 （ 前总参作战部长 ） 在时经常送材料，你为何不送? 张只得把责任担起来说：“怕你们太忙。”朱老总说：“我看不过来，有军事秘书看嘛!”当时毛主席脾气很大，要撤聂的职。这被说成是“告阴状”。粟当总长时，彭为国防部长，粟的工作真太难，开始一段还好，后来黄克诚来任副总长，黄同彭私交很好。黄虽是副总长却是军委秘书长。遇到事情总长得向副总长请示，很不正常。毛主席要求粟有事向他报告，粟每周直接向毛主席报告一次，彭对此大发脾气。粟觉得不给毛主席报告又不行，于是写报告就写“彭副主席转报毛主席”，彭又大骂，说我又不是通信员。粟经常挨彭的骂，有一次张看到粟伏在桌上哭。后来粟怕到彭那里去，结果越怕越挨骂。1958年有人写大字报说将帅不和，把责任推在粟身上。
我对张副主席说，粟总现在已经不在了，其实文章再怎样写他也不知道了。不过人总是有感情的，我总是希望党能说一句公正的话，以告慰他在天之灵，我这一辈子也就只有这么一个心愿了。张副主席说打算写一篇文章解决这件事，本来在粟总逝世十周年发表最好，但来不及了，现在要专虑发表的时机。 2月6日上午，张震同志的儿子海阳来看我。我对他说，昨天你爸妈回去后我又想过，发表文章今年就是一个好时机，今年是粟总逝世十周年，不一定限于2月5日，任何一天都可以发表。我托海阳把我这一想法报告他爸爸，希望文章能尽早发表。
2月15日上午，我给郭得河同志打电话，索要 《 深切悼念粟裕同志》剪报本。他说本子他保存得很好，因领导随时要调阅材料，暂时放在他处，绝不会丢失。接着说总政已将报告上报军委，两位副主席都作了批示，要解决粟总1958年的问题，因1981年中央有个文件，决定以后不再发平反文件，刘帅的问题也是在悼词上写的，故方式决定写篇文章。文章有正面评价，评价参照中央发的讣告，然后把1958年受到不公正的对待问题写清楚。我说2月5日张副主席来我家悼念粟总逝世十周年，我乘此机会向张副主席报告：如果要写文章，要求写上：“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以所谓‘个人主义’对粟裕同志进行了错误的批判，强加给他许多诬蔑不实之词，应予推倒。”如果没有这样的话，写文章也没有意义了。治丧时争的就是这一句话。郭说他们查问了大百科人物条目中为何没有写“个人主义”，据当时的同志说，大百科为学术性辞书，决定不写政治问题，教条主义属观点性质，且那次会议也以反教条主义为标志。同时也觉得写个人主义会使一些不了解情况的后辈人觉得怎么粟总还有个人主义问题，影响栗总的威信。那是当时军委常务会议决定的。问我觉得要写“个人主义”吗? 我说是的，而且不能只说“不公正的批评”，应写“错误的批判”。不良影响事实上是存在的，因为大量的档案存在那里，后人总会研究的。他说他们会把问题写清楚的。我又说到时机，希望能尽快解决。他说总想找个有纪念意义的时机。我说清明节也可，他说清明节来不及。又说5月孟良崮战役，6月豫东战役，还有济南战役、淮海战役，8月粟总诞辰都是有意义的，他们一定尽量把这个问题写好。我说关键就在于你们怎么写了。并说拜托了。
2月16日上午，中央办公厅曾庆红主任电话告诉我，他向江总书记说了我希望那篇文章由总书记署名的事，江总书记说：“我那时不在军队工作，两位副主席都是德高望重的，由他们写好，由我写反而不好。”曾还说，得到总书记的同意，他向总政于永波主任问了问有关情况。永波同志说：南京军区几位老同志给军委写了个报告，要求解决粟总 1958年的问题。军委领导批总政办。我们研究了有关材料后认为应该解决一下，给军委写了报告。解决方式是由军委一位副主席写篇文章，文章中写1958年受到不公正的批判，然后就转到他顾全大局，仍然尽力为党工作，而不涉及具体事。正面评价，参照中央1984年所发讣告。文章决定由南京军区负责写，最后由这里把关。庆红同志接着说，文章是否同楚青同志见见面，听取一下她的意见。永波同志回答，这个意见可以考虑。我表示不同意他们写“不公正的批判”，要求写“错误的批判”。曾说文章会先同我见面的。随后我给南京吴克斌同志打了一个电话，告诉文章将交南京军区起草，请关心一下，其实这件事要解决也就是几句话的问题。我希望文章中写上“在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以所谓个人主义对他进行了错误的批判，强加给他许多诬蔑不实之词”这句话。
16日下午给郭得河同志电话，提出我认为解决问题也就是落实到一句话的问题，所以我对这句话的措辞十分关心。我要求用受到“错误的批判”而不能用“不公正的批判”。他作了解释，我说了理由，他表示他们会很好考虑的。 2月18日下午2时半，按昨天的约定，总政宣传部毕副部长和郭得河同志来雨儿胡同看我。寒暄和说了他们承办经过后，毕副部长说，这次他们调阅了有关材料，才知道粟总受到那样大的委屈。他们的意见是应该进一步解决一下。从材料中看到，对粟总和我的申诉报告，当时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都是明确的。总政党委也研究讨论过。华楠同志发言非常鲜明，档案中还有“关于1958年粟裕同志受错误批判的平反决定”这个目录，但查不到内容，只有一个标题。毕副部长随后介绍了这次解决问题的方案，即前天于永波主任向曾庆红主任说的那个方案。我向他们表示了感谢，并简要追溯了粟总蒙冤、申诉、逝世和治丧、讣告、大百科条目释文等情况。同时细述了之所以要求在文章中写“错误的批判”不同意写“不公正的批判”的具体理由。 （不久前有一天，原总政副主任华楠同志到雨儿胡同看我，得悉粟裕同志沉冤至今未雪，不胜惊讶。他说：“不早就解决了吗!”他说他在位时亲自参加了1980年5月的总政党委会，会议明确决定为粟裕同志平反，所以他原以为问题早巳解决了。华楠同志的这次来访，为进一步查明有关档案提供了重要线索。）
这几天我一直考虑这篇文章的关键用语，现在到了关键时刻。2月25日上午，我把18日向毕副部长谈的意见和要求归纳了一下，给张副主席写了一个报告：尊敬的张副主席：您好：我是在急切的心情下向您写这份报告的。2月18日下午，总政宣传部毕副部长向我通报，中央军委已决定由一位副主席写一篇文章，进一步解决粟裕同志1958年的冤案。文章的写法考虑正面评价参照1984年中央为粟裕同志逝世所发讣告，冤案部分写上“在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不公正的批判”这句话。我对中央军委决定进一步解决粟总冤案衷心感谢！但对毕副部长告知的所拟措辞有如下申诉：我认为既然是以写文章的方式解决问题，如何措辞就成了关键。我要求在这篇文章上明确写上“在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错误的批判”这句话，而不同意写“受到不公正的批判”。主要理由如下：一、当年对粟裕同志的批判，强加的帽子都是敌我性质的，如“反党反领导”、“里通外国”、“极端个人主义”等，这种性质的批判，难道还不是错误的吗? 如果使用“不公正”这个词，显然不符合历史事实。二、那次会议重点批判了两个人，一是粟裕，一是肖克。对肖克同志一直是使用的“错误的批判”，如果对粟裕同志使用“不公正的批判”，两者的差异，必将加重对粟裕同志的误解。
三、更为重要的是经1987年9月11日军委常务会议决定，已在大百科军事卷人物条目《粟裕》条中写上了“受到错误的批评”’。尽管“批评”二字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但毕竟明确写了“错误”两个字。大百科已在国内外发行，考虑到即将发表的这篇文章，在政治上的权威性是大百科无法比拟的，如果在措辞上出现这样的退步，必然被认为是对大百科的更正，势将使粟裕同志受到新的委屈，从而使进一步解决问题的目的落空。为此，我非常焦虑，特此向您申诉，恳切祈望能在您的关注下，使这件延续了三十六年的冤案得到合理的解决。 以上申诉，恳请予以批示! 此致敬礼楚青上 1994年2月25日
下午3时半，去晋见张副主席，当面向他致谢并送呈报告。张副主席说毕副部长已把我的意见告诉他了。文章已经要南京军区起草了，定稿是北京。待南京起草后送来再改吧。我说我是希望现在能告知南京军区改一改，因为这个不同的词会影响文章的整个基调。我对呈送的报告略作了些说明。以后转入闲谈。又说起 1958年的事，大致与2月5日所谈差不多。说到粟受不了彭的脾气，他的自尊心很强。我说粟是悲剧人物。他说，不能这样说，他是伟大的，了不起的。又说粟青壮年战争紧张，操劳过度，后期压抑太厉害，环境都不好，在总参、在军科环境都不好。 3月7日，郭得河同志来电话说：“那天毕副部长回来后已将你提的三条意见 （ 即：用“受到错误的批判”；军事上从战略思想、战略性建议上评价；文章写好后经你阅看 ） 写报告给于主任，于主任将报告上送张副主席，张副主席批示同意这三条意见，又送刘华清副主席，刘副主席也同意，为此，我们已通知南京军区。”
同日，吴克斌同志受南京军区文章起草组李德平同志委托，听取我对文章写法的意见，我谈了以下意见：一、1958年问题是对粟的全面否定，流毒影响及于全军全国，至今犹存。故文章应达到两个目的：一是对粟作公正的全面评价；二是旗帜鲜明，起到拨乱反正作用。文章长短关系不大，倾向于鲜明、精炼，并富于感情。二、全面评价方面，要达到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军事家、战略家水平，肯定他战略家的地位 （ 见1991年2月3日人民日报第五版郭化若《杰出的军事家战略家粟裕》一文 ），军事上包括以下方面：1、赫赫战功；2、战略思想及战略性建议；3、推进解放战争进程；4、丰富和发展毛泽东军事思想作出重要贡献，构成集体智慧结晶的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组成部分。三、品德方面是文章重要部分，应适当增加具体内容，突出的一是从不居功自傲、功高不居，两让司令；二是在受错误批判后的态度极为克制，决不利用党内政治风浪的起伏，相信自己几十年的革命实践足够说明自己。具体品德可考虑增坚韧不拔和艰苦朴素。四、对建国后总参和军科两段要有评价：对国防现代化作出了开拓性贡献；对军事科学研究也作出了开拓性贡献，从更高的角度进行战争经验的总结和未来战争的探讨，其军事思想达到了新的高度，上升到了理论。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率先在军内党内坚持反对唯心论和机械唯物论，提出研究战争要以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针，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完整地准确地领会和掌握毛泽东军事思想的实质，要学习和运用军事辩证法。
3月9日下午4时半，毕副部长和郭副主任来301医院看我，我谈了对文章的要求，主要是：一、希望达到两个目的，即全面评价和拨乱反正。二、精炼、鲜明和评价有针对性，基本内容大致如前日对吴克斌所谈。 3月26日，黄亦凡同志送来南京起草的文稿，我就该稿作了多处修改增补，以供参考。 4月7日，黄亦凡同志到南京军区招待所来看我。我向他表示衷心的感谢。特别感谢他们的正义和勇气。说实在的，我知道，对粟总的受冤内心不平和同情的同志确实很多，但敢于仗义执言的却很少。我这次路过南京，是应邀到海安参加为纪念粟裕逝世十周年而举行的“粟裕与苏中”研讨会。老区人民对粟裕同志始终念念不忘情深潭水。我过去并不认识黄亦凡同志，这是第一次见面。我同他长谈了粟总的一生，他的辉煌和坎坷和他蒙冤、申诉、逝世等遭遇以及我这些年的辛酸。对南京起草的文稿提出了一些具体意见，请他考虑是不是先同向军委写报告的几位老同志一起斟酌一下，要不要向起草文稿的同志反映反映，供他们参考修改。
6月21日上午，郭得河同志来雨儿胡同听取我对《追忆粟裕同志》一文的意见。从9点半交谈到11点。我谈了三条主要意见和十点文字表述看法。第一条意见是希望写上“1958年，粟裕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了错误的批判，并因此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是一个历史的失误。这也是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看法。”没有后面这两句话，别人看文章体会不到平反的用意。人们看了还不知为什么发表这篇文章，因为纪念文章不少了，张副主席也写了好几篇了。第二条意见觉得文章的第一段写得不太理想，主要是缺少对他在总参期间的评价。似乎只讲战争年代，不完整。这一段实际上是导语，提导全文，应全一点。可先概括他战争年代的功绩，其次是对现代化国防建设中的贡献，再次是个人品德。粟总在总参工作期间，正值建军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转变。他和其他领导同志一起，为现代化国防建设、军队建设做出了开拓性贡献。第三条意见是请于发表文章的同时，由新华社发一个简短的消息。说军委某副主席撰文，怀念粟裕同志。消息中点出上面为他平反的一段话，这样可以使他当年的老部下都知道。因为现在很多老同志已没订解放军报了，许多同志到地方上去了。
郭表示对第一条那一段话他回去再考虑，设想如何措辞既能达到目的又不伤害团结。对其余部分和文字表述意见都记下，表示很好。郭还说到粟老总的功劳实在太大，功高遭忌嘛，这是几千年来的情况，我们也不能完全避免。对上，还有功高震主的说法。其他，他带部队是治军从严，这就难免不得罪人，你对他从严，他就心怀不满。从同郭的谈话中了解到，1980年5月13日总政党委曾开会讨论过1958年军委扩大会议问题。华楠同志首先发言，认为对会议的评价和为批评错了的同志平反分两步走，先解决人的问题。韦国清主任作总结是同意的。会议明确对批评错了的同志应该给予平反，并责成总政组织部和军纪委对批错了的同志起草平反决定。对粟裕同志的平反决定已经写好了。但郭得河同志查到了会议记录，查到了档案目录，也查到了其他档案，唯独找不到这份决定。最后，在军纪委帮助下，终于在甘渭汉副主任的个人公文包中找到了。甘副主任已过世，当年他为什么放在自己的公文包中不拿出来，是受到何种影响还是有什么其他考虑，现在也无从猜测，这成了一个谜。
1994年10月15日，这三四个月中，为文章事，郭得河同志、总政宣传部赵部长，或来我家或通电话又作了多次商讨。赵部长说现任的军委领导人和总政领导人对解决粟总的问题都是热心的。今天上午，郭得河同志电话告诉我，总政党委已通过这篇文章了，已于10日上报军委。张副主席出差厦门，20日可回来，回来即可讨论，估计今年发表总没有问题。 11月2日至17日，多次与张副主席处邓秘书和中办曾主任通电话，了解到文章已分送中央党史研究室和军委江泽民主席。中央党研室经专家审阅后认为 “事实准确，评语恰当”。文章决定由军委刘华清、张震两位副主席署名。
1994年12月7日下午4点45分，中央办公厅曾庆红主任来电话告诉我：为粟裕同志平反的那篇文章，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同志已经批发了。总书记让他打电话告诉我，并要我多保重。我请他向总书记转达，我并代表我全家，还代表地下的粟总向总书记表示衷心的感谢。这说明我们党不愧是光荣、伟大、正确的党! 曾主任说，实事求是嘛! （ 据悉江主席在审批过程中还有人对江主席施加影响，企图阻挠。可见当年批粟的能量及其流毒影响之大。） 我再次请他务必向总书记转达谢意。我相信许多当年同粟总共同战斗的战友们也会和我有同样的心情。
12月15日下午3点30分，总政宣传部秦怀保副部长、编研室郭得河副主任来我家，出示最后定稿的文章，上附江泽民主席，刘华清、张震两位副主席批示。并告知文章定于12月25日《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同时发表，并附发粟的两张照片；一张为任总长时视察部队训练，一张为豫东战役在前线指挥所。并由他们交代新闻联播中播发两位副主席发表纪念粟总文章的消息。 1994年12月25日，从1979年10月粟裕同志提出申诉起，盼望了十五年之久的一天终于到来了。今天，刘华清、张震两位中央军委副主席共同署名的《追忆粟裕同志》文章，经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同志签发，在《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同时发表了。这不是一般的个人纪念文章，而是组织上以文章的形式为粟裕同志平反的文件。文章除了对粟裕同志的革命一生作了公正全面的评价外，最核心的是明确指出“1958年，粟裕同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受到错误的批判，并因此长期受到不公正的对待。这是历史上的一个失误。这个看法，也是中央军事委员会的意见。”粟裕同志蒙冤三十六年，终于大白天下。此时此刻，我的心情不是语言所能表达。粟裕同志本人固然已不可能看到今天的这个结局，但他若地下有知，必定同我一样歌颂我们伟大的党。我们的党不愧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的党完全能够依靠自己的力量，纠正、克服历史上出现过的失误。历史是公正的，也是不可返回的。历史的失误所造成的既成事实和损失已成为历史。毋庸讳言，这既是粟裕同志个人的悲剧，也是党和人民的悲剧。人们的思维定势也是不易改变的，悲剧是人为的，被神化了的人，在某些人心目中宁愿他始终是神。（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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