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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董存瑞——烈士周成荣的故事（史料文学）【贺捷生】
周成荣是个没有留下尸骨的烈士，牺牲得非常悲壮。但这个本该声名远扬、大红大紫的英雄，长期以来却销声匿迹，无人喝彩，从未见诸任何报端。因为他牺牲时的轰轰烈烈，牺牲后的默默无闻，与一场失利的战斗有关，只能作为一件憾事留存在我军的历史档案中。
20多年前，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发现了父亲贺龙在1946年写给中央军委的一份战斗报告。让我大感意外的是，这份用正式电文发给中央军委的文字，不仅叙述了一场失利的战斗，而且还有名有姓地提到了周成荣烈士的名字。
父亲当时担任晋绥军区司令员，位处军事指挥高端。他把一个烈士写进给中央军委的战斗报告中，不同寻常，想必是有原因的。
在以后的日子里，经过多方查证，我渐渐接近了事实的真相——
1946年深秋，抗日战争刚结束一周年，国共和谈已全面破裂。为保卫抗战的胜利果实，中共中央命令由我父亲贺龙任司令员的晋绥军区和由聂荣臻任司令员的晋察冀军区两大野战军，联合发起晋绥战役。因为当时苏联红军为中苏条约所限，必须把他们接受的东北移交给国民党部队。这样，中共中央旨在东北建立巩固的后方根据地的意图就要落空，因此解放归绥（现呼和浩特市）、包头及绥东察（哈拉尔）以西诸城镇，突然变得迫在眉睫。如果成功夺取这大片国土，不仅能使延安同张家口连成一线，扩展解放区范围，实现与苏蒙相交，而且还能消灭傅作义的大部主力。10月6日，毛泽东电示我父亲贺龙和聂荣臻司令员：“即将开始的绥远战役，关系我党在北方的地位及争取全国和平局面，意义极为重大。”
绥远战役国共双方投入的兵力，分别为6.5万和5.3万人。敌军占据着有利的位置，取守势；我军从外围突入，取攻势。这是我军在解放战争初期发起的第一场最大的战役，于10月19日拉开序幕。战役的初期和中期，晋绥和晋察冀军区野战军进展顺利，先后攻下了卓资山、凉城、集宁诸城镇，对大同、归绥、包头等重点城市形成了包围之势。晋绥、晋察冀两大野战军在绥东诸战斗的胜利，使傅作义部遭受到沉重打击，锐气大减，军心混乱。但蒋介石在这时下达手谕，命令火速空运山炮一团至归绥城。父亲和聂荣臻司令员鉴于该城火力猛增，决定避其锋芒，先进攻包头。围困归绥城的任务由晋察冀部队担任，我父亲于11月9日率部踏上转战包头的征程。
包头由国民党绥远省主席董其武率部镇守，总兵力1.2万余人。龟缩在城里的国民党守军凭借坚固的城墙、强大的炮火和充足的粮草，正等待和我军打一场棋逢对手的对攻战。
11月2日，晋绥野战军独1旅和358旅率先向包头发起攻击，由黄新廷和王尚荣指挥攻城。战斗打响后，我军部队长驱直入，勇往直前，其中独1旅的第2团和358旅的第715团迅速突入城内，攻占了约1/3城区。但因兵力不足，后续部队没有及时跟上，攻入城里的部队被反攻的守敌紧紧咬住，面临被分割蚕食的危险，不得不退出。首次攻城经过一昼夜的殊死搏斗，就这样功亏一篑。
11月14日，父亲率晋绥野战军主力和晋察冀野战军一部兵临包头。16日，中央军委再次电示务必攻克包头。
根据部队连续作战未得到休整、新补充的俘虏兵尚未进行必要的思想教育，攻城技术战术和各项组织工作也必须准备得更加充分，父亲率部到达包头后，命令休整10天，把攻城战斗推迟至11月28日。但是，在部队即将发起进攻的时候，情况发生了重大变化：一是敌人的增援部队赶到了，包头守军的地位更加稳固；二是气温骤降，包头城外滴水成冰。到了夜间，气温降至零下40摄氏度，枪炮冻得拉不开栓；地上冻得一镐挖下去，火星四溅，根本修不成工事；甚至出现了个别体弱的支前民工被冻死的现象；同时，前线指战员的被服和着装也成问题，许多人还穿着秋天的衣服，部队的御寒能力极差，不少干部战士被冻伤、冻病，仗还没有打便出现了减员。当地老乡看见解放军穿着如此单薄的衣服，在寒风呼啸的旷野里准备打仗，非常惊奇。
父亲和聂司令员考虑到我方不得天时、地利，决定先不发动进攻。但部队士气正旺，旅里和团里的主官们摩拳擦掌，都说晚打不如早打；基层指战员更是群情激昂，纷纷向野司请战，表示坚决打下包头。在这种情况下，第二次攻城战斗于12月2日打响，部队按选定的突破点像潮水般向包头城扑去。正在这时，父亲因几天几夜殚精竭虑，劳累过度，导致胆囊炎和重感冒并发，连续数小时高烧不止；万般无奈中，只好让部下把自己抬到前线，躺在担架上指挥战斗。
与我军进攻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包头敌军以逸待劳，做好了充分的防御准备。他们不仅在城外构筑了坚固的防卫工事，而且随时能关上城门，退回城里坚守。总攻开始后，他们把囤积的炮弹如同冰雹般砸向我攻城部队，战斗进行得异常惨烈。但各攻城部队毫不畏惧，前仆后继，只几番冲击，就把敌人的前沿防卫工事踩在了脚下。
第27团战士周成荣就在这个时候脱颖而出。
那天，这个当时谁也叫不出名字的士兵，抱着爆破城墙用的那种沉甸甸的炸药包，在轰轰烈烈的攻击中，迎着枪林弹雨、炮火硝烟，像一头豹子那样腾挪跑跳，又像一道闪电那般奋勇前插。但是，当他完成对那段死亡地带的冲击后，同样被结冰的城墙难住了。他的使命是把城墙炸塌，为部队开辟一条血路。为保证爆炸效果，必须把炸药包搁在高出地面的位置。然而，冰墙坚硬如铁，既无法悬挂炸药包，又找不到东西作支撑，怎么办呢？他一时手足无措。此时战斗正酣，城头上的子弹就像水那样泼下来，我攻城官兵纷纷倒下，如果不迅速拉响炸药包，打开攻城的缺口，不知道要牺牲多少战友。情急之下，但见他把炸药包按在城墙上，再转过身子用脊背死死顶住。大家还在猜测他想干什么，突然轰的一声，一团巨大的浓烟伴随一声巨响，冲天而起。再看原来的位置，除去城墙被炸出一个黑洞，什么都没有了。
英雄的出现，就在这一瞬之间。至于他为什么能如此坚定地以身殉国；他在拉响炸药包时曾经想了些什么，没有人知道，永远没有人知道！也就是在这时，这个普通战士迅速走完了他的人生道路，从此一去不返。
躺在担架上指挥战斗的父亲，肯定听见了那声巨响，或许亲眼看到了这地动山摇的一幕。那种震惊和震撼，我想，是无法用文字来形容的。他为这个在紧要关头敢于献身的战士感到骄傲，同时也为他的死感到悲伤。因为城墙太坚固了，你即使粉身碎骨，也无法撼动它；何况敌人还有那么密集的枪弹，那么猛烈的炮火？
10月2日发起的这场攻城大战进行了一天一夜，终因冰墙坚固和天气奇寒，没有达到预期效果。高烧中的父亲考虑到如此攻下去，将给部队带来更大的伤亡，于是果断地下达了撤退命令。需要补充的是，因为许多指战员倒在了进攻途中，包头城墙下的尸体堆积如山，血流成河，致使部队悲愤难消，虽然野司下达了停止攻击的命令，但仍有3个团自行组织了一次进攻。然而，同样以失利告终。
战后部队向父亲汇报，那个舍身炸城墙的烈士，名叫周成荣。
周成荣啊周成荣，你牺牲得这么英勇，这么壮烈，理应成为我军的一名响当当的大英雄！当父亲叫得出烈士姓名的时候，必定在心里发出这样的感叹。但是，他死在了一场以失利告终的战斗中，而像这类战斗，通常是秘而不宣的，不可能有人把花环，把赞歌，献给你。
就这样，晋绥战役结束后，周成荣烈士的名字除了在战役总结中被简单地提到一笔，再无其它文字记载。因为战役最终取得了胜利，虽然在胜利途中我们曾付出代价，但终不会去赞美这代价。所以周成荣是哪里人，他在什么时候参的军，参军前是工人还是农民等等，一概没有记载。但作为前线总指挥，父亲却牢牢地记住了这个烈士。
几十年后，在我查到的那份纸页发黄的电文中，父亲说：“攻绥战役，自10月19日开始至12月3日结束……包头没有攻下，原因是我攻包兵力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天寒地冻，我无法挖坑道；在技术指挥上，我步炮协同的组织有缺点，致将把自己爬城部队连梯子打下来。而我指战员在战斗中，前仆后继，毫不畏惧，如27团战士周成荣，以炸药炸城，用身体作支柱，光荣牺牲。”在报告的末尾，父亲诚实地检讨说：“战役陷入僵局，我们要负应得之责。”
望着这张落满历史尘埃的纸页，我久久无语。我知道父亲是个光明磊落，襟怀坦白，从来都不推卸责任的人；战场上偶尔出现失利，本不该由他完全负责，他也会把过失揽在自己身上。包头一战遭受的挫折，再次显示出了他的这一品格。最终，他在惜墨如金的电文中提到周成荣烈士，肯定他的牺牲精神，是想说明，在失利的战斗中牺牲的烈士，同样是可歌可泣的；同样也是英雄，值得我们敬仰。
文章写到这里，我想提请人们回顾一段史实：在周成荣烈士牺牲后的第三年，有一个叫董存瑞的战士，在解放河北隆化的战斗中，手持点燃的炸药包，高喊一声：“为了新中国——前进！”与那座大桥同归于尽。从此，董存瑞这个名字如雷贯耳，直到今天依然家喻户晓，妇孺皆知。但是，相同的英雄壮举，同样的粉身碎骨，周成荣虽走在了董存瑞前面，可是有几个人知道他的名字呢？
我甚至还想，在父亲活着的时候，当他一次次听到董存瑞的名字，是否会想起周成荣——这个与董存瑞有着相同壮举的烈士？
遗憾的是，我无法找到这个答案了。因为在我看到父亲的那份战斗报告，知道周成荣这个烈士的时候，父亲已含冤去世多年。
我勉强能找到的答案，是父亲常说的一句话：“战争是要死人的！”是的，中国革命的胜利，经过了多少场战争，牺牲了多少人？
十几年后，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发布的一条权威消息中，找到了一个更贴近历史事实的答案：自中国革命战争以来，约有2000万烈士为国捐躯，他们中大多数没有留下姓名。目前，有姓名可考并列入各级政府编纂的烈士英名录的，仅有180万人左右。
啊！我该不该为周成荣烈士感到欣慰呢？因为他毕竟留下了自己的姓名，而且是留在一个元帅的战斗报告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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