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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人帮在上海的留守帮党的干将王秀珍政治上风光起步，不光彩止步
王秀珍，女。1934年12月23日生于辽宁省辽阳市安平屯。
1950年3月参加工作，为辽宁省辽阳纺织厂工人。
1953年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6年9月在上海纺织工业学校学习。
1960年10月任上海纺织工业局设计院技术员。
1961年12月任上海国棉31厂技术员、工段长。
1967年2月为上海“工总司”宣传组织组组长。
1968年10月为上海市革委会文教组负责人。
1970年3月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1971年1月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
1977年1月离职审查（在家）。
1978年1月被开除党籍，2月被隔离审查，6月在上海市监狱监禁、服刑。
1982年8月21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1994年2月刑满释放在家。
王秀珍曾是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中共第九、十届中央委员。
1982年8月21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其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1994年2月刑满释放在家。
王秀珍曾是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中共第九、十届中央委员。
生平故事
1， 苦难童年
1934年农历11月17日，王秀珍出生在辽宁省辽阳市安平屯一个贫苦农民家里。她的父亲叫王崇勤，母亲叫刘玉兰。都是没文化老实巴交的农民。在王崇勤和刘玉兰夫妇生了两个女孩后，第三个出生的是王秀珍，此后，刘玉兰又生了三个女孩。由于生活实在困难，王秀珍的二姐很小就饿死了，大姐则被卖给了别人，但王秀珍的大姐被卖到那一家后，也饿死了。这样王秀珍很小就成了家里姐妹的老大，小小年纪就承担起家里的部分劳动。
王秀珍八岁那年，他家发生了一场重要变故。这—年发大水，把安平屯的地全都淹了。王崇勤一家受灾最重，家里种的西瓜地、香瓜地、菜地成了一片汪洋，全年一点收成也没有。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王秀珍的大姐被卖，不久饿死。这件事使王秀珍终身不忘，也使她后来对旧社会充满了仇恨，对新社会无比热爱。当然，这是后话。
安平屯大水过后，土地变得板结了，种不了菜了，王崇勤一家在那里已经生活不下去了，只好进辽阳城里另寻生路。王崇勤带一家人进了辽阳城才发现，在这里，日子也不好过。他没有手艺，只有一身力气，而当时进辽阳城里寻找生路的农民有很多，都是只有力气，没有手艺的人，给人家搬运、扛抬等力气活早就有许多人在干了，他已经找不到这样的力气活了。没有办法，王崇勤只好摆起了小摊，卖一些水果、花生、香烟、瓜子之类，勉强维持生活。王祟勤一家住在城边一个四面透风的破房子里，随父母进城的王秀珍仍然要承担部分劳动。她要跟父母去摆摊，还要带着三个妹妹到处去拣煤渣，回来供全家生炉子取暖用。这样，辽阳城里就多了一个拣煤渣的女孩。每到冬季，王秀珍姐妹四人就手拿铁丝笆，到垃圾场去，等倒煤渣的推车一到，立即扑上去，扒那些燃烧未尽的煤渣，手常常被烫红，身上、脸上全是黑灰。王秀珍上不起学，她十分羡慕那些年纪和自己一样大，背着书包上学的孩子。幼年留给王秀珍的记忆最深的，一个是饿，一个是冷，再一个就是官老爷欺负小摊贩。王秀珍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最爱听的样板戏选段，就是李玉和唱的“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因为这使她想起了旧社会自己从小就受苦受穷又要到处奔波的生活。
2. 获得新生
1945年，日本人投降了，辽阳来了帮助穷人翻身解放的共产党。但接着，国民党军队来了，和共产党争夺东北，打了几年仗，到1947年，辽阳才真正获得解放，人民才真正当家作主。王崇勤一家也从苦海中爬了出来，得到了解放。王祟勤一家，真心实意拥护共产党，王秀珍对共产党更是十分感恩。王崇勤作为群众积极分子，参加各种活动。王秀珍也当上了儿童团员。此时的王秀珍已经十多岁了。那时，共产党的政策，是帮助穷人家的孩子上学念书，这样，在共产党地方政府的帮助下，获得新生的王秀珍，又进了小学。
进了小学的王秀珍，十分珍惜这个迟到的学习机会。她进入学校后，学习上极为刻苦。仅仅两年的时间，她就学完了小学六年的课程，达到了高级小学毕业的水平。她的学习成绩，平均是85分。刻苦学习、强行记忆，锻炼了她的记忆力，后来她脑子清楚，能够记忆很多数字，口才也十分好，与她在这段时间的学习经历是有直接关系的。
仅仅两年，王秀珍就拿到了高级小学毕业证书。学校给了她这样的评语：“学习成绩总平均八十五分。出席良好，能够模范遵守学校各种制度。”在那个时代，高级小学毕业的王秀珍，已经算是有文化的人了，又有学校方面给的比较好的评语。可以说，王秀珍在进入社会之前的起步阶段，就已经有了好的开头。
1949年建国后，新中国在共产党领导下，开始恢复和发展生产。1950年，辽阳建立了纺织厂，需要招收工人，优先在辽阳城里贫苦劳动者中招收。此时，王崇勤因为在旧社会长年劳累，已经患上了严重的高血压病，不能起床，自然也当不上工人了。刘玉兰没有文化，也不能去当工人。地方政府考虑王崇勤一家生活困难，应该有人工作，有收入，才能生活下去，就有意让王秀珍参加工作。当时，王秀珍刚刚16岁，便进辽阳纺织厂，当上了一名纺织工人。
1950年3月，身材又小又瘦的王秀珍走进了辽阳纺织厂的大门。她把高级小学毕业证交给了厂领导后，厂领导和她谈了话，鼓励她牢记旧社会的苦，牢记翻身解放后的幸福生活，听共产党的，话，努力工作，为新中国建设做出贡献。这是组织上第一次和王秀珍谈话，这次谈话对王秀珍的影响很大。
王秀珍被分配到织布车间当工人。她入厂后，埋头苦干，每天都最早一个到车间上班，把车间里打扫干净，把机器擦拭得十分光亮。工作时，她虚心向老师傅学习技术，反复钻研，16岁的她，很快就赶上了一个成年老工人的技术水平，生产量也是全车间第一。王秀珍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后，十分高兴，她把工资全部交给父母，父母自然高兴。她一个人的工资，供全家吃穿用和妹妹念书的费用，是紧张一些，但全家有了固定收入，加上她母亲仍然能干一点零工，家里的日子可算能过得去。当时的王秀珍有一个十分朴素的想法：共产党使自己全家得到解放，我要为共产党多劳动；我劳动，共产党给我工资，以供养我全家。
当时党的基层组织是十分重视从工人中培养先进分子的。王秀珍埋头苦干，表现积极，生产指标全车间第一，自然就被组织看到了。党组织决定把王秀珍作为重点培养对象。经常找她谈话，帮助她提高觉悟。还让她多读一些宣传党的知识，讲革命道理和时事政治、党的政策的书。这样，王秀珍也慢慢地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1952年9月，入厂工作仅仅两年半的王秀珍被组织上吸收为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员。又经过了四个月的考验，王秀珍加入共产党。
入党后的王秀珍，工作更加努力了。她长期保持每天最早来车间劳动的习惯，并且帮助其他人劳动，她生产的产品数量多、质量高，是全厂最优等级的产品。组织上决定树她为先进典型。这样，她先后被评为车间的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辽阳纺织厂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辽阳市先进生产者，辽宁省劳动模范，东北地区劳动模范。她还先后被选为辽阳市人民代表，辽宁省人民代表。
在这段时间里，王秀珍是积极向上的，是进步的，她也确实为国家做出了一定贡献。当然，这和当时那个大多数人争先恐后、努力进步的时代是分不开的，和组织上的培养是分不开的，但也不能否定王秀珍的个人因素。她从小生活在苦难中，是共产党来了才得到新生，是共产党给她一家幸福。她从心里感谢共产党，有了这个朴素的感情，她在工作中自然积极努力，一心要报答共产党的恩情。经过组织上的培养和教育，她懂得了一些革命道理，在思想上有了提高，这些都是促使她进步的重要因素。
3. 上海学习
1956年，国家即将进入大规模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阶段，党中央把培养工人阶级技术人员和工人干部，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因此，党组织也考虑了进一步培养王秀珍的问题，认为她劳动积极，思想进步，是先进生产者，人民代表，但按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标准来衡量，她还有差距，现在国家纺织技术有了新进步，以后还要大量使用更加先进的机器，为了进一步培养王秀珍，应该让她去学习纺织新技术，成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王秀珍正好也有进一步学习新技术的愿望。组织上的培养打算和王秀珍的个人愿望合在了一起。这样，王秀珍就于1956年8月报考了上海纺织工业学校。组织上的推荐，加上王秀珍考试成绩也很好，很快，她就被上海纺织工业学校机织科录取，学制为四年。
王秀珍为什么要考上海纺织工业学校?这是因为上海是中国乃至亚洲纺织工业最发达的地方，有大量生产设备较为先进的纺织厂。在这个基础上，上海建立的纺织工业学校，也是当时中国在纺织技术理论方面水平最高的学校。该学校虽然是中专。但学科齐全，学制和大学本科相同，是四年，四年下来，学生能全面掌握世界上较为先进的纺织技术和理论。而王秀珍的个人文化条件也不高，是高级小学毕业，她能从一个高级小学毕业生这个起点，直接考上上海纺织工业学校。已经不简单了。
王秀珍刚刚入学时，在政治上，起点比其他学生要高。因此，学校方面对她十分重视，让她当班级的干部。王秀珍入学后，先后担任过副班长、班长、团支部委员、团支部书记、团总支部委员、民兵排长等职务。她在做这方面工作时，也很积极，表现出了一定的组织才干。但是，她在文化知识上却不如其他同学。她没有上过中学，一下子学中专课程。她感到很吃力。入学之初，她的学习成绩不太好。对此，她也很苦闷。曾写信给辽阳纺织厂领导，讲述自己的苦闷心情，辽阳纺织厂的领导回信对她进行鼓励，她个人也有一种不甘落后、不服输的性格，因此，她的学习方面相当刻苦。
在学校的四年，她带着满腔热忱，把全部精力都用到了学习和班级的组织活动上去了。她的同学后来回忆起王秀珍在冬季一早就起来，身穿棉衣，站在学校路灯下读书的情形，可见当年的王秀珍确实是用功学习的。由于王秀珍学习刻苦，她的学习成绩逐渐上升，很快就名列前茅。毕业考试，她六门功课中，有四门是五分，两门是四分。这个成绩在上海纺织工业学校中，算是很好的。
4. 上海工作
王秀珍于1960年8月，在上海纺织工业学校毕业，得到了中专文凭。这在当年，已经是相当高的学历了，按当时的政策，中专毕业生按国家干部安排，列入知识分子行列。这一年，王秀珍26岁。
按规定，纺织工业学校毕业学生要实习一年。实习地点由组织安排。王秀珍被安排到上海纺织工业局设计室实习，时间为一年。实习期间，王秀珍表现非常好。分配给她的设计任务，她总是较快较好地完成，然后又主动要求其他设计任务。她的这种积极向上的态度，受到了设计室上下的好评。王秀珍的表现也让许多年轻人佩服。在此期间，纺织局一个年轻干部向她求爱，他们很快就坠入爱河。当年就结婚了。
一年实习期满后，王秀珍面临分配工作的问题。本来，王秀珍是想毕业后回到辽阳纺织厂工作的。但当时她已经与在上海工作的这个干部结婚了，算是在上海安家了，回去工作的事情就另当别论了。更主要的是，当时国家正急需要技术干部：培养的技术干部要由国家统一分配，王秀珍悬被列入统分行列的一个。这样，她就安心等待组织分配了。
在分配问题上，王秀珍具有其他同学所没有的优势条件。组织上考虑到了王秀珍是中共党员，有过工作经历，当过副工长，又是省人民代表，东北地区劳模，学习成绩很好等方面条件，加上王秀珍已经与在上海工作的爱人结婚，就决定把王秀珍分配到上海国棉三十厂工作。
组织上分配王秀殄去国棉三十厂，也是有考虑的。国棉三十厂是上海市的一个老厂，在解放前就有，当时叫仁德纱厂，是资本家开办的。解放后，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变成为国营工厂，但该厂的技术人员大多是旧社会留下来的。当年被称为旧知识分子，也算是改造对象。组织上认为，王秀珍是工人出身，是共产党一手培养起来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派她去那里，是要改变旧知识分子一统天下的局面，逐步让王秀珍这样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充当该厂技术骨干。
但是。王秀珍毕竟是刚刚毕业的学生，虽然实习过一年，在技术方面还不能“挑大梁”。因此，王秀珍去国棉三十厂报到后，组织上先让她到厂技术档案管理处管理技术档案，让她先熟悉全厂的技术资料，然后再投入工作。王秀珍刚到三十厂时，工作热情不减当年。她仍然是最早上班，最晚下班的一个。芷是因为有这股劲，她很快就熟悉了全厂的技术档案。1961年，她被顺利地定为国棉三十厂的技术员。不久，国棉三十厂领导把她派到织布车阆当工长，兼任技术员。从此，她柞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的一员，正式投入厂里的生产管理和技术工作。
王秀珍到上海、国棉三十厂后，按她本来的心愿，是想在这个地方好好干一番事业的。但是，事情往往不是她想象得那么好。首先是她连生了两个孩子。这使她背生了沉重的家务包袱。虽然她爱人也十分卖力帮助她操持家务，可作为母亲，带孩子方面的许多事情，是非她不行的。每天她要给全家做饭，要给孩子洗衣服，要买菜，要收拾屋子。一个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王秀珍花在家庭上的精力多了，花在工厂方面的精力自然也就少了，这使她在生产方面再也创造不出太大超过别人的业绩了。相反，由于精力分散，她还经常出错。一次，王秀珍在设计方面出了一个错，使车间生产受到了损失。车间主任批评了她，还把这件事反映到厂领导那里，厂领导在大会上批评了她，这使过去头上带有东北地区劳模、辽宁省人民代表光环的王秀珍很没有面子。虽然王秀珍表面上没有说什么，也表现出接受批评的样子，但人生之路一向很顺，自参加工作后总是受到领导重视和表扬的王秀珍，心里是不能接受的。因为这对她来说，实在是反差太大了。这件事，使王秀珍对厂领导产生了怨恨情绪，由此结下了她与厂领导矛盾的种子。
另一件事是厂领导没有再推荐她当区人民代表，而是推荐了另一位老劳模。王秀珍对此是很有想法的。她原来就是东北地区劳模，比厂领导推荐的那个劳模的级别要高，她又曾经是省一级的人民代表，现在，连医一级的人民代表都当不上，这使她有受到冷落之感。她自己心里认为，到了上海，是上海人的天下，自己一个东北人独闯上海，人生地不熟，这里的人欺生，有意使自己当不上人民代表。从此，她多少有一些心灰意冷，在行动上难免消极一些。时间一长，厂领导对她很不满意，有时就向她指出问题，批评她几句，这就使她和厂领导之间的矛盾更深了一步。
王秀珍是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到厂后一向自视甚高。但是，厂里认为老专家还是技术全面些，有经验，因此，对原来留厂的老专家十分尊重，有关键的技术问题，还是请老专家来解决。对王秀珍则不十分信任，她出错后，对她更冷落了，这使王秀珍认为厂领导不重用工人阶级知识分子，而是重用旧知识分子，在用人方面有“阶级阵线不清”的问题。
还有一件事是职务问题。王秀珍来上海学习之前，就已经是辽阳纺织厂的副工长了，经过四年学习，取得了中专学历，当上了技术员，成为工人阶级知识分子，没有给她安排高一点的职务，只是当上了工长，跟她学习之前的职务差不多，这使她很不高兴。另外，当工长，就要在一线，要参加许多劳动，要带班，要检查质量，具体事务多，忙乱。这使已经是两个孩子妈妈的王秀珍感到十分疲惫。她曾经向组织上提出要到科室去当脱产的技术员。但缎织上一直没有考虑。后来，她通过她实习时建立的关系，借调到上海纺织局管理资料，她想，这个工作轻闲，反正自己也难以进步了，就这样当个管资料的千部，一辈子也就行了。但使她没有想到的是，国棉三十厂认为，厂里缺少懂技术的基层干部，要求借调到上海纺织局的王秀珍回到工厂，继续当工长。这使王秀珍极为恼怒。她认为这是厂领导有意整她。从此。她与厂领导的矛盾到了十分尖锐的程度。
5. 崭露峥嵘
王秀珍心里对厂领导有气，但在言行上却不敢表现出来，因为厂领导掌握着她的命运。正在这时，四清动动开始了。这是1964年的事情。
按当时中央规定，工厂搞四清，一开始主要是根据农村四清的经验，先查账目，清经济。王秀珍是共产党员，出身好，当过东北地区劳模和辽宁省人民代表，历史清楚，在政治上可靠，因此，她被选去搞厂里的四清运动。
四清一开始，王秀珍就把有关文件全部看了一遍，然后，按她负责的范围，到各车间去了解情况，特别是了解领导干部的经济情况，征求群众的意见。发动群众阶段，她到车间去宣传，也搞个别串连，在个别串连中，她与厂里一些对领导干部有意见的人建立了较为密切的关系，这是她后来造反时，能够很快拉起造反队伍的基础，她还和一些四清积极分子一起查账，对一些贪污行为，有所揭露。_但更主要的，是划阶级队伍，按出身赳阶级阵线，那时，王秀珍就形成了这样的认识：厂党委在党的组织发展等工作中不重视阶级成份，重用了旧社会过来的私方人员，因此在干部路线上也存在严重问题。她还认为，厂党委官僚主义严重，不民主。总之，在那时，她已经对厂党委形成了一种“成见”。
四清运动中，王秀珍原以为自己这个四清积极分子会受到重用，没想到，她一直没有被重用，还是让她当工长，连一个车间副主任都没有让她当。她对厂党委领导干部的意见更大了。
正在此时，“文化大革命”爆发。1966年5月，中央下达了“五一六通知”。一开始，不大注意上边政治动向的王秀珍，对“五一六通知”只是一般地看一看，虽然也觉得提法上与四清文件相比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但并没有感到会有重大变化，她还是把“五一六通知”当作四清文件的发展来看待的。但到当年6月，情况不同了。《人民日报》上接连发表重头文章，提出了造修正主义的反的问题，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问题。这使王秀珍嗅到了一种大风雨来临的味道。过去长期被家庭、孩子拖累，没有时间看报刊杂志的王秀珍，开始注意看报纸杂志了。一开始，她每天都要到处找《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找来后，仔细看上边的重要文章，逐字逐句地领会文章中的精神实质。后来，她干脆自己订了《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对上边的文章反复阅读。此时，她对政治到了痴迷的程度。
王秀珍是个聪明人，她对政治有很强的敏感性，她从读到的重要文章和传达的中央关于搞“文化大革命”的文件中，体会到：现在中央的精神，就是要打倒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要发动群众，搞自下而上的革命。
中央要搞“文化大革命”，国棉三十厂也只能按上边发下来的文件，动员群众参加“文化大革命”。这样，在这个厂里就出现了大字报，而且数量逐步增多。从1966年5月下旬起到6月初，该厂就已经贴出了上千张大字报。
在这些大字报中，唯独没有王秀珍的。王秀珍不是不关心厂里的“文化大革命”，相反，她时时关心此事。她每天都到厂里指定贴大字报的地点去看大字报，有的大字报贴出不久就被新的大字报覆盖了，她没有来得及看，就到厂党委办公室去找来大字报底稿看一看。王秀珍只看大字报，自己不贴大字报，谁也不知道这个对厂党委意见很大的四清积极分子，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正在大家猜测之时，1966年6月11日，王秀珍的大字报出现了，这张大字报一贴出来，就在全厂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这张大字报后来被编为1051号，标题是：《厂党委在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冷冷清清》。
这张大字报是一个标志，它标志着王秀珍在“文革”初期就已经与厂党委决裂，开始带头向厂党委造反了。
这张大字报，是王秀珍考虑了很长时间后，串连了一些对厂党委有意见的人一起商量后写出的。商量时，王秀珍提出，现在厂里贴出的大字报都没有接触厂党委的实质问题，而厂党委的实质问题，是执行修正主义路线问题。我们的大字报要集中到这一点上。打算和王秀珍一起造反的人同意这个观点，于是，大字报稿由王秀珍执笔写成，由他们中间一个毛笔字写得好的人抄清。王秀珍第一个在大字报上签了名，与她一起在大字报上签名的，共有11个人。
这张大字报首先质问厂党委：为什么捂阶级斗争的盖子?为什么把厂里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接着，大字报分三个部分给厂党委扣上了三顶大帽子：第一部分：执行修正主义建党路线；第二部分：执行修正主义干部路线；第三部分：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态度不好。
这张大字报与其他大字报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第一次明确把攻击的矛头指向了厂党委一；它第一次把厂党委的问题上升到路线问题的高度，此外，大字报的措词也十分尖锐。谁都能看得出来，这是一张政治性极强的大字报。正因为如此，这张大字报一贴出来，就在国棉三十厂引起强烈震撼。
这张大字报贴出来后，厂党委虽然认为王秀珍这是带头向厂党委造反。但由于他们也不了解“文革”政策，感到不好处理，就把大字报抄了一份，送到上海纺织局党委。上海市纺织局党委对这张大字报十分重视。他们反复研究后认为，应该报送市委。市委研究后，认为国棉三十厂的这件事情，反映了“文化大革命”初期的一种动向，不能等闲视之。市委决定，向国棉三十厂派驻工作队，指导那里的“文化大革命”。
6. “文革主任”
市委工作队进驻国棉三十厂后，经过一些调查研究，认为王秀珍带头贴出这张大字报，不是简单的事。王秀珍是共产党员，是老劳模，是工人阶级知识分子，简单说她反党，恐怕站不住，而且，跟王秀珍一起贴大字报的就有10个人。他们贴出后，拥护的人也不少。因此，工作队并没有贸然行事，而是根据中央关于工厂企业搞“文化大革命”的精神，决定先在国棉三十厂成立“文化革命委员会”（简称“文革会”）。这个“文革会”，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指导全厂工作的机构。按规定，“文革会”成员由选举产生，特别是主任一职，要在全厂职工大会上竞选产生。
王秀珍听说这一消息后，立即决定参加“文革会”主任一职的竞选。她着实准备了一番。在竞选大会上，王秀珍表示坚决拥护中央搞“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对厂党委的“问题”做了进一步的揭发。在这次演讲中，王秀珍表现出了她的口才天赋。这一点让她得分不少。但最让她得分的是：她打着坚决执行中央关于搞“文化大革命”的决定，支持群众大民主的旗号，加上她是共产党员、老劳模、曾任省一级人民代表，贫农出身。在那个年代，这些条件使厂里群众、工作队都很信任她，而那些跟她一起写大字报的人就更拥护她了。这样，王秀珍就顺利地当上了厂“文革主任”。
王秀珍当上厂“文革主任”后，一下子跃升为厂领导干部。她感到了志得意满，同时，她也感觉到，只有紧跟“文革”潮流，向上造反，才能使自己站住脚，干一番“事业”。
王秀珍当上厂“文革主任”后，没有把精力放在抓生产上，而是放在了搞“文革”上。这一点，与上海市委工作队来国棉三十厂的工作方针不相合。时间一长，工作队对王秀珍不满意，王秀珍对工作队也有意见：
王秀珍当上厂“文革主任”后，继续反对厂党委，她仍然与厂里那些积极造反的人保持密切联系，经常召集他们秘密开会，研究如何向厂党委“发起进攻”、打倒厂党委一班人的问题。但是，工作队按照市委关于在党委领导下有领导有秩序地搞“文化大革命”的指示，是要支持厂党委工作的。工作队也认为，厂党委没有路线问题，工作中虽然有缺点，但是，这些是会妥善解决的，不能打倒厂党委及其领导人。在这方面，王秀珍与市委工作队存在原则上的分歧，相互矛盾也越来越深。王秀珍认为市委工作队是“保皇派”：市委工作队认为王秀珍是捣乱分子。这样一来，她与市委工作队之间的矛盾自然越来越尖锐化。
1966年9月。王秀珍开始公开反对市委工作队，她提出，市委工作队是国棉三十厂“文革”运动的绊脚石，应该搬走这个绊脚石；她开始召集那些紧跟她造反的人开秘密会议，研究赶走工作队的问题。在厂领导干部召开的工作会议上，王秀珍公开指责市委工作队，工作队也对王秀珍进行批评，双方闹到了势不两立的程度。这时，王秀珍手下的人开始公开贴出“市委工作队滚回去!”的大标语，还贴出了不少反映工作队词题的犬字报。搞得工作队在国棉三十厂十分被动。但是，工作队在市委的支持下，并没有退步，仍然坚持在国棉三十厂，并且仍然支持厂党委领导人开展工作，还在群，众呋会上批评王秀珍。这使王秀珍受不了。于是，王秀珍开始到市委去告工作队盼状。那时，她几乎每天都跑到市委接待室去反映工作队的问题。一方面，工作队是市委派的，执行的擅市委的工作方针，没有错：另一方面，王秀珍作为厂“文革主任”，带头反工作队，背后还有许多支持者，因此，市委对此很难办。没有表示什么态度。王秀珍也有一股韧劲，她几乎一天。一趟，去市委告工作队的状。
7. 结识王洪文
一天，王秀珍去市委接待室告市委工作队的状，见前边有一个长得很帅的年轻男子，操着东北口音，也在告市委派到他们单位的工作队的状。王秀珍便凑上去和他聊了起来。一聊才知道，此人叫玉洪文，是上海国棉十七厂的保卫干事，是该厂一个造反队的头头，前不久去北京告他们厂党委的状，同时在北京还搞了事连活动，现在刚回上海。同在纺织系统，同是反对市委工作队，同是来市委告状，同是东北人，同是造反带头人。他们之间立即有了许多共同语言。王秀珍恫主洪文讲述了国棉三十厂党委的问题，市委工作队的问题，介绍了她带头给厂党委贴大字报的经历。王洪文对她表示坚决支持。王洪文也向主秀珍讲了自己在国棉十七厂的造反经历，介绍了自己前不久去北京串连的情况。二人越谈越投机。互相引为政治上的知己。
临分手时，王秀珍邀请王洪文去国棉三十厂去介绍他们到北京串连的情况，王洪文一口答应了。第二天，王洪文就到国棉三十厂去了，王秀珍和她手下的造反骨干们早就等候在那里。
王秀珍把王洪文迎到厂小会议室，国棉三十厂的造反派们已经在那里聚齐了。王秀珍把王洪文介绍给大家，并且请王洪文讲话。王洪文也不客气，他一坐下，就口若悬河地讲了起来，讲他是怎么样造国棉十七厂党委的反的，讲他是怎么样到北京告状的，讲他在北京和红卫兵头头们开座谈会的情况，讲他回上海后把全厂造反主力联合在一起共同造反的经过。王秀珍认真地昕着，还手拿小本子，不时地记下王洪文的话。她对国棉十七厂造反派的造反经验十分感兴趣，对王洪文率领厂里的造反派到北京后的所见所闻十分注意，周时，她也对王洪文的组织能力、口才、冒险精神。从心里佩服。她已经把王洪文当作自己的榜样了。王洪文的讲话。受到了国棉三十厂造反派们的热烈欢迎，也鼓舞了国棉三十厂造反派们赶走工作队的勇气。只这一次讲话，王洪文便把国棉三十厂的造反派的人心收买了。王秀珍代表国棉三十厂的造反派们表示，今后他们都听王洪文的。从那以后。壬秀珍一直紧跟王洪文，直到1976年“四人帮”覆灭。
8. 加盟“工总司”
1966年11月初，以王洪文为首的上海企业界造反组织——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成立。这个组织成立时，王秀珍并未参与。这是为什么?原来，当时，以王秀珍为首的国棉三十厂造反派组织和以黄金海为首的国棉三十一厂的造反组织；已经铁了心听王洪文的，王洪文成了他们实际上的头目，王洪文发起建立“工总司”，自然也不需要王秀珍再去参与。黄金海倒是去参加了研究成立“工总司”的会议，但他一切听王洪文的，汪洪文实际上也是国棉三十一厂造反派的头目。“工总司”一成立，王秀珍立即表示：国棉三十厂的造反派要加盟“工总司”，而以黄金海为首的国榻三十一厂造反派则早就表示要听王洪文的指挥。这样。王洪文手里实际上握着国棉十七厂、国棉三十厂、国棉三十一厂三个厂的造反派力量，这是玉洪文能够发起建立“工总司?的基础，也是他此后能够成为“工总司”“总司令”的实力基础。
王秀珍率领国棉三十厂的造反派加盟“工总司”后，立即成为“工总司”的中坚力量。“工总司”有什么行动，他们都走在最前边，抢商店里的红布做袖标，他们走在前边；召开“工总司”成立太会，他们走在前边；向上海市委发难，他们也走在前边。他们成了王洪文手下的“王牌”，而王秀珍则是这张“王牌”的核心人物。只要是王洪文交待她办盼事情，她就全力去办。她也确实有一定的组织能力，在她的活动下，参加“工总司”的人越来越多，而且，凡是经过她的活动参加“工总司”的人，都是死心塌地紧跟王洪文的铁杆造反派。
王洪文在上海掀起一个个政治狂潮时，王秀珍都是铁杆的支持者和参加者。当王洪文和张春桥、姚文元建立了政治上的同盟关系，成为左右上海政治局势的人物后，王秀珍也扬眉吐气起来。她真的赶走了上海市委工作队，打倒了厂党委领导人，自己成为国棉三十厂真正的“一把手”。她本人也成为上海知名人物。当年在上海，没有人不知道工人出身、当过省人民代表和东北地区劳模的造反头目王秀珍的，王秀珍以她的“红牌子”和口才，也笼络了不少造反派。这些造反派跟着她和王洪文冲冲杀杀，把上海搅得天翻地覆，王洪文对王秀珍也十分器重，把她拉入“工总司”常委的行列。
9. 连续跃升
1967年1月，上海的造反派们在中央文革的支持下，在张春桥、姚文元的操纵下，夺了上海市委和市政府的领导权，成立了“上海公社”。王秀珍紧跟王洪文，是参与夺权和建立“上海公社”的主要人物之一。“上海公社”成立后，王秀珍也成为公社委员。当时，中央虽然支持造反派夺权，但不同意新政权用“上海公社”的名称，因此，“上海公社”成立没有几天，就按毛泽东的意见，改称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在酝酿成立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时，王洪文推荐王秀珍当副主任。张春桥了解了王秀珍的情况后，十分高兴，他认为，王秀珍具有代表性，她出生在贫苦人家，在旧社会受过苦，解放后当上了纺织工人，连年当劳动模范，后来成为共产党培养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又在厂里当基层干郝。这样的人造“走资派”的反，有号召力，这样的人当革命委员会领导人，也表明革命委员会的阶级性，有影响力。于是张春桥很快就答应了，上报中央文革质，中央文革也很快就同意王秀珍当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副主任。这样，在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成立时，张春桥当上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姚文元任第一副主任，王洪文排在姚文元之后，成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是“第三把手”。王秀珍是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之一。也是上海市唯一的女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她从一个普通的工长，一下子当上了上海市的领导人之一，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跃升。跃升后的王秀珍阔了起来，她也坐上了小汽车，配上了秘书，她家住的房子自然也换成了宽大的楼房了。
1968年底，中央筹备召开党的九大。在酝酿九大代表人选时，王洪文和王秀珍都列入九大代表之列。王秀珍当上了九大代表，这是她过去做梦都没有想到的。
更让王秀珍想不到的是，在九大上，她竟然当选为中央委员。这是她的又一次跃升。她不再是局限于上海市的领导干部了，她可以参与中央的一些重大决策的讨论了，这使她在高兴之余，也助长了野心。她认为，当上了中央委员，预示着她今后有可能跨进中央。
10. 准备武装叛乱
但王秀珍想得太美了一点。九大以后，中央在筹备新的妇联组织时，没有考虑她，在成立中央各部委时，也没有考虑她，在上海，她仍然是排在后面的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显然，中央并没有考虑她进北京工作的问题，也没有考虑让她在上海掌握更大权力的问题。这使王秀珍的头脑稍微清醒了一些。她意识到，自己能够跃升高位，实际上全是靠造反起家，是靠“造反英雄”王洪文的提拔，是靠张春桥等人的赏识。要想保持住自己的地位，并且能有进一步上升的机会，就必须继续紧跟王洪文。
1972年9月，王洪文被调到北京去工作，参与筹备党的十大，这使王秀珍十分高兴。这件事也证明了王秀珍的判断——王洪文会步步高升的，自己今后紧跟王洪文，就有飞黄腾达的一天。果然，党的十大上，王洪文当上了中央副主席，这使王秀珍分外高兴。她除了跟王洪文跟得更紧之外，还开始做起吹捧王洪文、为王洪文树碑立传的工作来。她到上海市定海路，把王洪文发迹之前住过的房子列为“保护文物”。她到国棉十七厂，把王洪文当厂保卫干事时的办公室和办公桌也保护起来，作为纪念物品。她还组织人编写王洪文在上海造反的大事记，题为《上棉十七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事记》，其中记述了王洪文的许多“事迹”，对王洪文百般歌颂。王秀珍还嫌不够，她还多次组织一些人到她一手搞起来的王洪文“圣地”去参观。
正由于王秀珍效忠王洪文，当1976年毛泽东病重，王洪文策划在上海搞第二武装时，王秀珍成了积极执行者。
其实，王洪文早就有搞第二武装的打算。他在没有到中央工作之前，就在上海建立了一支有十万人参加，不听上海警备区指挥，而只听他指挥的上海民兵武装。王洪文进北京工作后，就把上海民兵的具体工作交给了王秀珍，王秀珍也十分卖力地替王洪文抓第二武装。1974年3月，王秀珍到北京，专门向王洪文汇报了上海民兵情况。王洪文对她说：上海民兵是我和张春桥搞起来的，是新生事物，是两条路线斗争的产物，是有战斗力的，你们要抓好。今后打仗要靠这支队伍，军队有问题，路线不端正，是靠不住的。对王洪文的这些话，王秀珍心领神会，当面向王洪文表示：保证抓好上海的民兵工作。回上海后，王秀珍按王洪文的“指示”，把上海工会中靠造反起家的王洪文的小兄弟，安排到上海民兵指挥岗位上，加紧了对上海民兵的控制。1975年，王洪文受到了毛泽东的冷落，当年9月，他回上海搞所谓的“调查研究”时，在锦江饭店专门和王秀珍谈起搞上海第二武装的问题。王洪文说：上海民兵是经过斗争的，今后还是有斗争的……人家一巴掌打过来，看我们是否站得住。上海这个地方要立足于自己。要自己造炮。此后，王秀珍就按王洪文的指示，组织上海一些工厂造起火炮来。1976年天安门广场事件之后，王洪文感到北京的民兵不行，立即给上海的王秀珍打电话说：上海的民兵一定要抓紧训练，提高应急能力，不能像北京的民兵那样!一定要做到“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
王秀珍听到王洪文的这个指示后，当天就召开上海民兵指挥部会议，传达王洪文关于上海民兵工作的“指示”。王秀珍还组织上海民兵指挥部搞了代号为“反击”的三套作战方案，以解放军包围和进攻上海为假想。为了在思想上控制民兵，王秀珍还组织入编写了《民兵宣传手册》每个民兵发一本，在这个手册上规定，上海“民兵的主攻方向是革党内走资派的命”，上海民兵要“把同党内资产阶级斗争作为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民兵继续革命的重要任务，不停顿地战斗。”这含手册还说：“要随时准备粉碎他们，指“走资派”——笔者注的武装叛乱。”王秀珍还发挥出了她的组织力和“创造性”，在上海搞了一支摩托化民兵武装。在这支武装力量的成立大会上，王秀珍发表讲话说：“现在形势复杂，我们要有出现反复的思想准备。无非是杀头坐牢，杀了头不过碗大的疤，我们要豁出命来干，不能做投降派，不当叛徒，要干到底!部队靠不住，要准备打仗，内战外战一起打。”王秀珍还煽动说：“今后，谁搞修正主义就造谁韵反!”1976年夏季，毛泽东病重，中央向各地党委通报了情况后，王秀珍开始按王洪文的指示，在上海给民兵突击发枪，先发了五十多万支枪，接着又给上海民兵装备了重武器，在上海共装备了10个民兵高炮师，185个高机连，3个地炮师等。王秀珍还不辞辛苦，每天都去民兵指挥部检查落实情况。
王秀珍紧跟王洪文，也就成了王洪文在上海准备搞武装叛乱的爪牙。
11. 阴谋破产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逝世，“四人帮”加紧了篡党夺权的步伐。王秀珍也加紧了在上海搞第二武装的工作。就在王秀珍积极准备在上海搞武装叛乱时，她没有想到。以华国锋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
“四人帮”被抓时，在上海的王秀珍不知道这一情况，她还在做着紧跟王洪文，今后王洪文上台当中央主席后，自己平步青云的美梦。
华国锋在抓捕了“四人帮”后，预见到上海不会平静，搞不好会出现叛乱。为了党和国家的最高利益，华国锋决定运用策略，稳住上海。而稳住上海局势，最关键的是稳住两个人物，一个是王秀珍，一个是马天水。因为“四人帮”在北京，在上海为他们“看家”的主要人物就是这二人。华国锋决定，采取把他们调到北京来，然后加以控制的办法，先调谁来?华国锋过去就对上海这帮人有过分析，他考虑，王秀珍为人机敏，十分警觉，如果先调王秀珍来，她可能警觉起来，在上海先搞起叛乱来。于是华国锋决定先调马天水来。马天水去北京后，王秀珍等心里忐忑不安。因为一般有开会，张春桥都会事前通报。马天水去北京前，王秀珍叮嘱马去北京后打电话。
然而马天水去北京后却没了音信，王秀珍坐卧不宁，她通过种种迹象判断：北京出事了。于是立即准备武装叛乱。华国锋很快就知道了上海方面的情况。他决定进一步采取策略，稳住上海。他做了马天水的工作，让他给上海方面打电话，报“平安”。马天水同意了。10月9日，马天水直接给王秀珍打电话，告诉她：“我在京西宾馆，一切都好。”王秀珍急切地问：“四位首长（指‘四人帮’”）好吗?”马天水答道：“他们都好，身体很好。”王秀珍问：“你见到他们了吗?”马天水答：“他们工作都很忙，我没敢打扰他们。他们在电话里托我向景贤和你问好!”马天水在电话中，语气沉稳，没有任何惊慌的迹象。王秀珍一下子把心放下了。她放下电话，立即把这个消息分别告诉“四人帮”在上海的“小兄弟”们。
9日下午，马天水又一次给王秀珍打来电话，告诉她，中央办公厅通知：徐景贤、王秀珍明天去北京开会。接到这个电话后，王秀珍又狐疑起来。一方面，她从各种途径得知，“四人帮”好象出了事，另一方面，她又从马天水的电话中得知，“四人帮”很好，还问她好。她有些犹豫，去还是不去北京开会。但是，既然是中央通知，就不能不去。临行前，她交待上海市“四人帮”的小兄弟：“我们如果三天没有电话，你们就决一死战。”带着满脑子的狐疑，王秀珍上了飞机。坐在飞机上，王秀珍心中做好了一去不回的准备。
但是，王秀珍和徐景贤一到北京，就被中央稳住了。按照中央的要求，王秀珍给上海方面打电话说：“家里怎么办，等一两天我们回去再说。”在中央的要求下。她也不得不扮演马天水的角色。
1976年10月11日中外电报道了“四人帮”被抓的消息。上海方面立即像开了锅一样。但是，马天水被调到北京，被中央稳住了，王秀珍、徐景贤也被调到北京，被中央稳住了，上海群龙无首。乱不起来，再也搞不起武装行动了。
13日，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回到上海。就在这一天。华国锋派出的中央工作组先一步飞到上海，控制住了上海局势。马、徐、王三人见大势已去；只好服从中央决定。他们带着中央打招呼会议的材料、关于批判“四人帮”的材料，无精打采地下了飞机，当天下午，上海市委就在锦江饭店小礼堂开常委扩大会，传达中央精神。事先，这个会场，已经被上海警备区派的警卫控制。马、徐、王三人传达了中央打招呼会议情况和批“四人帮”的文件精神后，要求与会人员，不通也得通，要闹也不准闹，还要表态拥护中央决定。王秀珍也不得不当场表态，拥护中央决定。10周24日，上海人民广场举行百万人参加的大会，庆祝华国锋任中央主席。庆祝粉碎“四人帮”。在这个会上，王秀珍没有发言，但她不得不随着大家鼓掌。中央鉴于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能执行中央对他们的要求，为了稳定上海，在那几天里，仍然让他们的名字以上海市领导人的身份出现在新闻报道中，但实际上已经不让他们工作了。
10月27日，中央改组了上海市委，由苏振华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命委员会生任。撤销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兼任的—切党政职务。不久，王秀珍和马天水、徐景贤等人一起被隔离审查。从此，王秀珍从中国政治舞台上消失。后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公审“四人帮”时，王秀珍曾出庭作证。这是人们最后一次在媒体上见到了王秀珍的身影。1982年8月21日，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判处王秀珍有期徒刑17年，剥夺政治权利4年。
王秀珍这个年纪很小时就当上了省一级人民代表和东北地区劳模的人，竟然走上了犯罪道路，得到了这样的下场。个中原由，不能不令人深思。但又何以深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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