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以“忠”得宠的汪东兴躲过险关仍受宠 我要留言/查看评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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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类别：名人档案 / 政治 |
| 所属区域：北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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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日期：2011-2-1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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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以“忠”得宠的汪东兴躲过险关仍受宠
汪东兴，1916年生于江西省弋阳县，汉族，1932年由共青团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排长、干事、特派员、连政治指导员、大队政治教导员、总支书记，第二野战医院政治委员。参加了长征。参加红军在陕甘宁地区的东征，西征战役的医疗救护工作。
抗日战争时期，任两延（延川，延长）河防司令部组织科科长，八路军卫生部政治部副主任兼组织科科长，白求恩国际和平总医院政治委员，中共中央社会部三室副主任、二室主任。
解放战争时期，任中央直属队司令部副参谋长，中央书记处办公处副处长兼警卫处处长。1947年任毛泽东贴身警卫。曾随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转战陕北，负责警卫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政务院秘书厅副主任兼警卫处处长，公安部八局副局长、九局局长，公安部副部长，江西省副省长，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总参警卫局局长。
1955年，汪东兴被授予少将军衔。
汪东兴是第三、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候补代表，第八、九、十、十一、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中共中央第九届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届政治局委员，第十一届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第十二届中央候补委员，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汪东兴对毛泽东的起居、出行负有绝大的责任。1958年一度被下放江西担任主管内务的副省长。
1968年起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中央警卫局党委第一书记，并兼总参谋部警卫局局长。
1969年4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73年8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
1977年8月在中共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上，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
1982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候补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是按得票多少排列的，汪东兴排在最后一位。
1985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上，被增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1987年11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继续被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来自毛泽东的评价：
1955年，汪东兴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少将军衔，此前他既没有显赫的军功，也没有出奇的战绩，有的只是在公安、警保战线上小心翼翼的努力。他作为罗瑞卿的副手，直接掌管中南海内部的警卫，对毛泽东的起居、出行负有极大的责任，他除了在1958年一度被下放江西担任主管内务的副省长以外，再也没有离开过中央警卫岗位，他除了担任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央警卫局党委第一书记之外，还是北京卫戍区三人核心小组负责人、中央军委警卫局负责人，十一大上更是成为华国锋之下炙手可热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之一。
毛泽东对汪东兴的评价是：“他是一直要跟我走的，别人我用起来不放心，东兴在我的身边，我习惯了，人还是旧的好一点，他的长处是心细，缺点是理论水平差、不喜欢动脑子。但是，不要小看了厚重少文，汉朝的周勃可是立了大功的。”林彪几次拉拢汪东兴、江青几次打击汪东兴都没有最后得逞，毛泽东的话是很说明了一些他和汪东兴的关系的。
庐山会议险些栽倒：
关于九届二中全会，汪东兴自己这样回忆：当时我的情绪比较激动，本来毛主席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一系列指示我是清楚的，有的指示还是我传达的。……在华北组的讨论会上，我一听陈伯达的发言就激动起来，把毛主席多次向中央提出的在《宪法》中不设国家主席的建议忘得一干二净了。也没有认真分析考虑修改《宪法》时毛主席讲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实质，更不顾自己的身份，以极不慎重的态度，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经过汪东兴这样的误导，毛泽东认为汪东兴上了陈伯达的当。
其实汪东兴发完言，从华北组出来，碰到国防科委主任王秉璋，连忙喊，王主任，抓紧发言哟，我已经发过言了。我们就是要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地表明我们的态度。汪东兴似乎还不放心“单飞”的吴法宪，立即给他打电话，我已经发言了，你们快点发言，也叫空军、海军、总后及军队的同志发言。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今天发言表示你旗帜鲜明、立场坚定，明天发言就算随大流了。
这种串连活动汪东兴早就开始做了。８月２１日晚，汪东兴给吴法宪打电话，邱会作、李作鹏两个老总都到了（庐山），你要抓紧给他们通气，要提议设国家主席。这话汪东兴已经和程世清（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委）说过一遍了，他又对文道宏（江西省负责人）说：你告诉程世清在会上要提设国家主席，明天委员们都到齐了，叫他告诉江西的同志们，在会上要提议设国家主席。主席说不当国家主席，是主席的谦虚嘛，那不是真的。不设国家主席，主席怎么当主席呢？８月２２日一大早，文道宏悄悄告诉了程世清。
８月２５日前，汪东兴天天与吴法宪、叶群等人通电话，他似乎特别愿意把“小道消息”告诉他们。当毛泽东一再追问第六号简报，汪东兴紧张了，立即打电话给军委办事组，暂停电话联系。汪东兴对不起黄吴李邱，如果没有汪东兴的误导，吴法宪就不会被张春桥激怒，也不会再激怒林彪，也就没有九届二中全会上林彪的讲话。正因为汪东兴的发言，华北组在六个组中最为激烈，率先爆发了“原子弹”。
汪东兴比陈伯达活跃多了，却抢先把责任推到陈伯达身上。汪东兴从“网”里逃出来，而陈伯达却被打翻在地。庐山会议后，陈伯达想不通，提出“揪人”的汪东兴稳坐官位，作为党内问题解决，连处分也没给，而自己却成了敌我矛盾。庐山会议后，李雪峰曾当面向毛泽东提这个意见，结果李雪峰也被定为敌我矛盾，被开除党籍。郑维山认为他和陈伯达、李雪峰是工作关系，没有阴谋，没有任何私密可言，也成了陈伯达一伙。
九届二中全会华北组简报，毛泽东认为是一个反革命简报。毛泽东认为四、五号简报还没有出，为什么华北组抢先出第六号简报？这中间有阴谋。毛泽东对华北组第六号简报的这种定性，在九届二中全会上掀起了一场大斗争，揪出了解决“陈伯达反党集团”之问题。
华北组第六号简报是李雪峰的秘书黄道霞、军委办公厅的王振和杜辛整理的。黄道霞是李雪峰的秘书，但他是作为河北省的秘书参加的大会会务组。简报快整理好时，林彪指示各大军区搞战备材料，杜辛被叫走了。王振那天有什么事，所以简报主要是黄道霞整的。在华北会议上，黄道霞讲清楚了简报编写的过程，证明不是反革命简报。以后李雪峰、郑维山以及华北组简报都被平了反，陈伯达反革命集团只剩下陈伯达一人。
汪东兴十分清楚毛泽东关于不设国家主席的立场，但是一时激动，在华北组发言中也狂热地拥护林彪的讲话，说：“中央办公厅机关和八三四一部队在讨论修改宪法时，热烈希望毛主席当国家主席，林副主席当国家副主席，建议在宪法中恢复‘国家主席’一章，这是中央办公厅和八三四一部队的愿望，也是我个人的愿望。”
全会第六号简报（即华北组第二号简报）刊载了陈伯达、汪东兴的发言内容。在会议上引起较大反响。24日以后，部分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代表所在省、市、自治区联名写信给毛泽东和林彪，表示拥护毛泽东当国家主席。
这是林彪的精心设计。他企图通过突然袭击和全面开花的方式，造成庞大的声势，逼毛泽东就范。毛泽东对此非常恼火，他感受到了他亲密战友咄咄逼人的锋芒和呼风唤雨的能量。从25日上午开始，他陆续找人谈话。
首先被找的是汪东兴。毛泽东问：“你看到六号简报了吗?”汪东兴回答：“刚看到。”“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已经来过了，他们说六号简报影响很大。”说着说着，毛泽东就发了火：“你汪主任不了解本人不当国家主席的意见?还派你回北京向政治局传达过，你怎么又要我当国家主席呢?”汪东兴回答：“我听陈伯达发言说，有人听到毛主席不当国家主席就高兴得手舞足蹈了，我很气愤。在群众讨论修改宪法时，都拥护你当国家主席。”毛泽东严肃地说：“不当国家主席，就不代表群众了吗?你强调群众拥护，难道我不当，群众就不拥护了?我就不代表群众了?”
汪东兴在庐山妄言设立国家主席，除了感于林彪对自己的不吝提拔和许诺之外，还有就是出于一个警卫人员的“护主”心态，而后者似乎更加纯粹一些，所以，毛泽东对汪东兴在九届二中全会上的表现是“一批二保”，目的主要是保，汪东兴的错误除了周恩来、康生、江青、张春桥、姚文元、许世友等少数人知道以外，其他的都很泛泛。一旦当毛泽东把对手确立之后，汪东兴总是毫不迟疑的站在毛泽东的一边。1966年打倒刘少奇是如此，1970对林彪动手时也是这样。汪东兴眼中只有毛泽东一人而已，为了迅速解决林彪集团，汪东兴甚至建议毛泽东清洗温玉成，而此前温玉成是林彪、康生一直看好的军事将领。汪东兴尽管对在九大预备会议上破天荒的给一个少将评功摆好的林彪感恩戴德，但是，当他得知毛泽东准备对林彪采取不同寻常的举动之后，汪东兴甚至愿意担当派往毛家湾的卧底（当然没有成行）。
至于“不设国家主席，林彪往哪儿摆？”这句话，是江西省革命委员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委程世清所说。913事件后，负责审查林彪反革命集团的纪登奎出于政治需要把这句话安到了叶群头上。
文革中的主要错误：
汪东兴长年担任专案组负责人，中央一专、二专的档案都交由他来管理。刘少奇的很多材料都是他一手整出来的。1966年底，汪东兴送给毛泽东一份揭发刘少奇的材料，指出了刘少奇在新四军和邓子恢等结伙，在1945年大作和平梦，1946年大搞和平民主新阶段，1949年要发展资本主义剥削，证明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是由来已久的”。汪东兴对刘少奇的揭发说明，汪东兴在打倒刘少奇的过程中起了很关键的作用。
他还经常代表毛泽东“看望”、“关照”被整的老干部、老军人，而无一例外的是被看望、被关照者对他都缺乏良好的印象。例如：
1. 谭震林后来在“真理大讨论”的时候说起一段往事，他说：“主席已经决定解放我了，汪东兴还是那样颐指气使的对待我，教训我要重新作人，我都70岁的人，怎么叫重新做人？不是我摆老资格，就是他这样的语气实在令人难受。”
2. 陶铸的夫人曾志在回忆陶铸最后的岁月之时，也决不客气的指责汪东兴：“哪里还有一个共产党员的味道，他多次催促陶铸快走，我说陶铸身体不行了，能不能留在北京治疗，汪东兴虎着脸讲，保皇派嘛，要接受革命的斗争。他拒绝为我们向主席传达真实的情况。”
3. 叶剑英被疏散到湖南时，汪东兴一个电话赶跑了叶剑英，搞的叶剑英老泪纵横，然而，为了擒获“四人帮”，叶剑英主动联合汪东兴，并且在后来扩大了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给汪东兴说话，但是，汪东兴自恃有华国锋撑腰，以致于继续怠慢这位老谋深算的参座，最后终于自己吞下了苦果。
粉碎四人帮立头功：
1976年10月，支持华国锋、叶剑英拘捕四人帮行动，并以中央警卫局长兼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身份，率领8341部队拘捕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可以说，汪东兴在粉碎四人帮的过程中出了大力，立了大功。其作用甚至可以与华国锋、叶剑英相提并论。
1976年的怀仁堂事变如果没有汪东兴的全力配合，华国锋、叶剑英是无法解决“四人帮”的，叶剑英此前已经做了最坏的打算，对警卫人员做了专门的交待，甚至做好了再次被打倒的准备。可以说，汪东兴在关键时刻，不论是出自公心也好，私心也罢，客观上为铲除“四人帮”，开创中国新局面做了一定的、很大的贡献，这是历史事实，也是不容抹杀的，汪东兴继续保留了中央委员会候补委员和两届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的公开职务，按照中央政治局委员的待遇离休，也算是对他的功劳的基本肯定。
文革后的主要错误：
1. 在文革结束后，汪东兴顽固坚持“两个凡是”的提法，抵制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
2. 竭力阻挠为1976年4月5日电“天安门事件”平反。
3. 坚决反对邓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并与陈永贵一起，多次直截了当地提醒，劝告华国锋：千万不要让邓小平再出来工作。
4. 对解决“文革”中的冤假错案持最消极态度。1978年1月，胡耀邦在张闻天的妻子刘英的求回京和为张闻天平反的报告上批复，同意刘英的要求，并将这个意见报送汪东兴。当时担任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没有批准胡耀邦的意见，而是在报告上批复：“不必迁动了。”张闻天问题平反的步骤在这里卡住了。胡耀邦派人请来了刘英，请她看了汪东兴的批示。胡耀邦说，你看，他已经这样批了，那就暂时不动，以后再办吧。但是，这个问题是一定要解决的，而且不会等得很长了。
5. 不同意对康生的反革命问题进行审查和处理。
6. 1977年中央讨论关于陈云的职务的问题时，汪东兴大唱反调，他说：“毛主席早在1958年就说过陈云是小婆娘，裹足不前、魄力不足，是小资产阶级灵活性作祟，怎么能担任党的重要领导职务呢？”
7. 彭真、薄一波等人的专案被提及平反时，汪东兴说：“彭真是独立王国的头子，薄一波早就是叛徒，平反了，我们党怎么办？毛主席的指示怎么办？世界怎么看我们？”
贬低及对抗邓小平：
1977年复出之后的邓小平在谈及同“四人帮”在1974至1975年的斗争史时得到了党内的一致好评，而身为中央副主席的汪东兴则在中央党校公开讲：“邓小平和‘四人帮’斗争是有的，但是，怎么能和我们的英明领袖华主席相提并论呢？他不是被‘四人帮’给搞掉了吗？如果不是华主席把他解放出来，他怎么会有今天呢？”
汪东兴还在多种不同场合，公开说：“邓小平那两下子，与华国锋主席比，差远了。”
1977年初，邓小平曾经让汪东兴的老上级王震找汪东兴试探口气，可否再出来工作，结果汪东兴说：你劝邓小平老老实实坐在家里看看书，抱抱孙子吧，不要再参与政治。
邓小平再次复出之前，华国锋让汪东兴去见邓小平，希望邓小平承认自己的错误，承认天安门事件是反革命事件时，邓小平说：“我出来不出来工作没有关系，不出来也可以给你们当当参谋嘛。但是，我可以肯定地说，天安门事件是一个革命事件。”邓小平还对华国锋和汪东兴提出的“两个凡是”表达了不同意见。
1977年8月的中共十一大选举华国锋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副主席。汪东兴极力维护华国锋的威信，他曾经说过：“邓小平也反对四人帮，但是他整治不了四人帮。他哪里有我们英明领袖华主席那样的本事！”
但是邓小平复出之后，汪东兴实际上就失去了实权，叶剑英就很轻视他：“汪东兴充什么大头，在小平同志眼里，根本没有他们的地位和说话的机会。和我们相比，他还是一个乳臭未干的三流政客，他能当什么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简直是开国际玩笑。就是再打一百次仗，也轮不上一个警卫员出身的人当什么大头呀。他连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的本事都没有，我们根本就不和他一般见识。”
邓小平对华国锋说：“你可是不能尽听汪东兴的话。他的思想僵化得很，在党中央的领导同志中威信不高。主席晚年虽然有错误，但是那些错误与他身边人员的素质不高有很大关系，汪东兴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在毛主席那里，只能是帮倒忙，而帮不了好忙。”还说：“他动不动就打着毛主席的旗号进行活动，这是很令人讨厌的事情。现在要提防这个人来垄断毛主席的文件，不要让他干涉的东西太多。”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汪东兴的心彻底凉了。在政治局召开生活会的时候，汪东兴指着刚刚发下来的《关于刘少奇的复查报告》，发表他的看法：“我不同意这么匆匆忙忙地就给刘少奇同志平反。可以不再批判，不再讲他过去有甚么问题，来个冷处理。现在这个材料把一切都推到江青等人身上，事情未必都如此。当初我就在中央项目组，有些揭发的核实明明就是我们一些很好的领导同志批准的嘛。事情都推到江青这些人身上去，容易产生种种的误会，反而对我们现在的政策不利。将来出了问题谁来负责呢？”
“我！”随着一声大喝，邓小平站了起来，“汪东兴几乎每一次开会都要出来唱唱反调，已经充当了我们中心工作转移和平反冤假错案的绊脚石了。对任何问题都要说三道四，好像你汪东兴什么事情都知道似的。你正因为当时就在项目组，所以你必须对当时一些问题要负一定的责任。这个责任不一定非是‘四人帮’定的他们才应负责，就是在他们错误影响下所做的坏事也应该由他们来负。这个道理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从来就是这样的。当初你们批判所谓刘邓路线时，不也是把别人干的事情算到我们头上去了吗？这有甚么奇怪的？还要你汪东兴如此着急地说明！”
邓小平刚说完，胡耀邦就开了腔：“大量的事实证明，汪东兴这两年来基本上还是停留在过去的‘左’的路线上踏步不前，经过了许多人的帮助甚至批评，仍然没有足够的认识。我觉得，他继续停留在副主席的位置上已经远远地不适应了。我建议在合适的时候是否调整一下他的职务。再说，这些日子来，揭发和反映汪东兴问题的材料和报告源源不断地到了中组部和中纪委。考虑到汪东兴在革命的关键时刻有过功劳，我希望他还是应该慎重地考虑一下自己的前途。最好自己采取一定的主动措施……”
这话，汪东兴马上意识到了——与其让别人把自己赶出去，不如自己主动一些。于是，他等别人纷纷把话讲完以后，自己又开了口：“事情已经很清楚了，在即将辞职的时候，我还有几句话想对大家讲一讲，保留一下我自己的意见嘛……”话一出口，满座顿时安静下来，眼睛全部转向了汪东兴。
“不错，我作为多年跟随毛泽东的警卫官员和后来一直担任中央办公厅的主要职务，我接受毛泽东的教育和思想很深，这也大概就是我迟迟不能接受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以及现在你们一直主张的要为少奇彻底平反等意见的主要原因。我的观点和思想与你们的许多意见格格不入，彼此很难统一。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党的事业和党的团结，我决定还是自己辞职比较好，这样对你们更好地执行你们的路线，也就排除了很大的障碍或阻力了。这未尝不是一件好的事情……”
汪东兴的意见一说出来，只见邓小平看了华国锋一眼，扭过去又和叶剑英、陈云咬了咬耳朵，显然是在交换什么意见。半晌，他才正了正身子说：“好吧，汪东兴刚刚提出他的辞职意见，我们还需要研究。不过，我个人认为他的这个意见是好的。我们党内允许一个党员或官员保留自己的意见，这也是坚持真理的一种方式。有些问题我也不能保证我们就是完全的真理，就不需要接受检验了。但是，我们党从来就有这么一个规矩，那就是少数服从多数，少数人的意见被否决以后，必须拥护多数人的意见，除了可以保留自己的意见外，不允许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但是，如果你自己认为干不下了，可以像汪东兴这样地提出辞职。这同样是党章党规所允许的。不过，这个问题需要在全会上决定。如果没有甚么特殊的情况，我建议把汪东兴的这个意见拿到会议上去。”这时，吴德、陈锡联、纪登奎也提出了类似的意见……
终于成为众矢之的
量变终于发展到质变，1979年中央政治局召开帮助汪东兴等同志的组织生活会上，众位领导可谓是万炮齐轰汪东兴，陈云撇开缄默多年的习惯，第一个为汪东兴定了调子：“汪东兴同志已经是走在了革命的后面，他不但不能为继续改造我们的党、发展我们的国家、修正以往错误的政策提供好的建议，反而一再干扰中央的决断，这样的同志继续在党中央的领导岗位上，显然是不合适的，全党同志也是不会答应的。”会后形成的决议称：“汪东兴等同志已经在新的历史时期犯有重要的错误，他们继续担任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显然是不适合的，也是不允许的，鉴于他们以往曾经做过一些对党和人民有益的事情，中央决定对他们的问题处理不扩大化。”
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分组讨论中，作为党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汪东兴受到多名老同志的点名批评，中共中央1978年12月25日召开政治局会议，免去了汪东兴十五六个兼职，其中包括中央办公厅主任和中央警卫局局长的职务。汪东兴被免去的兼职主要有：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党委书记，中央警卫局局长，八三四一部队政委，毛泽东著作编辑出版委员会办公室主任、党委书记，中共中央党校第一副校长，中央专案组组长等职，实际等于被削去了实权。
面对党内的多方压力，汪东兴在会上发言说：“我的观点和思想和你们的许多意见格格不入，彼此很难统一。在这种情况下，为了党的事业和党的团结，我决定还是自己辞职比较好，这样对你们更好地执行你们的路线，也就排除了很大的障碍或阻力了。”
1980年2月，中共第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批准他辞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的职务。
汪东兴回到家里，老伴看见他的脸色不对，急忙问道：“你怎么了？不舒服吗？”汪东兴摇摇头：“我很好，我已经辞职不干了，从今往后就是一个老百姓。”
“真的？”老伴说，“这也好，省得担惊受怕了。”汪东兴点点头：“是呀，别人不想让咱干，咱也就不能再干下去了。这没有什么不好的，我已经干了快一辈子了，也该休息休息了。”从这天起，他就闭门谢客。
对华国锋彻底失望：
1979年底，汪东兴在听取了中央派陈云、王震找他谈话之后，他唯一的表示就是：“看来，华主席没有为我说一句话。”他一心把华国锋再造成毛泽东第二，但是，他的苦心孤诣没有得到来自华国锋的回应，至少是没有强有力的回应，所以，他对此比较意外，异常失望。
晚年生活淡然自乐：
晚年的汪东兴的头脑依然很清醒，还是保持思想上的一贯性，除了后来经常（在90年代之后）和华国锋见面之外，已经不再和其他人接触，更多的时间是出行游玩，偶尔写了一部回忆录，还遭到了来自方方面面的指责和批评，说他是为文革、毛泽东的错误翻案。国外包括美国在内的一些很有背景的出版商多次邀请汪东兴撰写关于警卫中南海的回忆录，而且，出价不菲，但是，一律遭到汪东兴的拒绝，汪东兴说：“写了就是既得罪了活人，也得罪了死人，以后我是没脸再见主席他老人家了。”每逢毛泽东的诞辰、忌日，汪东兴一律亲自赶到纪念堂，毕恭毕敬的敬献花圈、花篮，成为纪念堂在这一天固定的早来的常客。
有出息的儿子女婿：
汪东兴的儿子汪振凯，中国人民大学毕业。现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少将军衔。历任北京市红星农场管理部伙食科科长、管理部副主任，解放军西郊训练基地第一警卫组副组长，组长。装甲兵学院营务管理部副部长、副政委、政委。军事科学院行政部部长、训练部部长，中央军事委员会办公厅警卫局局长兼党委书记，中央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少将。
汪东兴的女婿康永年，汉族，现任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后勤部管理局副局长，武警大校军衔。历任中国人民解放军84450部队机关干事、后勤部干事、科长、组织处副处长、武警北京总队机关管理局行政处处长、局长助理、副局长、代理局长、局长兼政委。武警总部机关管理局副局长、党委副书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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