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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革命小组副组长王任重为何只当了半年的副组长
人生的历程
1917年1月15日，王任重出生在河北省景县一个农民家庭，1933年冬，王任重在景县乡村师范学校读书期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地下组织，开始了他一生的革命生涯。
1933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中共景县县委委员。
1938年后，任中共冀南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冀南五地委书记，冀南区委组织部、宣传部部长。
1943年后，任中共冀南区委常委、副书记，冀南行署副主任、主任。
建国前的16年，王任重主要是在冀南地区从事和民主政府的领导工作。他先后担任景县县委委员，津南工委委员，冀南五地委书记，冀地区党委组织部长，宣传部长，行署副主任，党组书记，行署主任，区党委副书记，代理书记。
1949年5月，年仅32岁的王任重就出任湖北省人民政府主管财经的副主席，在省委书记、省政府主席李先念的领导下，为恢复和发展湖北经济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两年半以后，他又作为李先念的主要助手， 出任武汉市市委副书记兼副市长，具体负责抓“三反”，“五反”工作。后又接任市委第一书记、代市长。
1954年夏天，长江发大水，武汉告急，担任武汉防汛指挥部总指挥的王任重，在经过反复研究后，毅然作出分洪淹没部分农田，确保武汉安全的决定，从而取得了抗洪斗争的胜利。1960他担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二书记，协助陶铸主持全面工作。后又担任中南局第一书记，中南局三线建设委员会主任，华中协作区主任，为整个中南地区的生产建设与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1966年5月，王任重出任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兼任北京市“文革”顾问。
1966 年12 月，王任重被打倒，从此身系冤狱近8年。
1975年王任重被放出来，但仍被放在陕西武功的西北农科院监管。此后不久王任重恢复工作，任西北农科院革命副主任。
1978年后，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陕西省革委会主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财经委员会主任委员、第七届全国政协副主席。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
1978年中央让他主持陕西省的工作，先任省委第二书记，不久即任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兼陕北建设委员会主任。
1979年王任重被调到中央工作，担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农业委员会主任，党组书记和国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主管农业。
1980年又出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
1983年王任重被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负责制定审议企业法。
1988年他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
王任重为推动三峡工程上马几十年如一日，尽心竭力，在弥留之际还留下遗言：“一定要把骨灰埋在三峡工程的坝址”。
1992年4月3日，全国人大七届五次全议通过了兴建长江三峡工程的议案。但王任重在会议前几天因心脏病突发与世长辞了。
得意时跌落
文革初期,陶铸被调到北京,一度官拜”第四号人物”.王任重也随之春风得意,主掌中南五省,兼任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 谁知好景不长,王任重的”老板”陶铸很快以全国”最大保皇派”的身价被打倒,”湖北省最大的走资派”王任重也随之被造反派掀翻在地.
其时，身为中央文革领导小组副组长的王任重，当时对那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思想上毫无准备，感情上无法接受，行动上无法与康生、陈伯达、江青合拍，以致江青等多次到毛主席面前告状，说王任重另搞一套、架子大，与她对着干，干什么事情都不与中央文革小组的其他人商量等等。1968年，江青之流以“CC特务”的诬名把他投入大牢，长达8年之久。
八届十一中全会后，江青抓住北京市印发西城区红卫兵《紧急呼叮书》 一事，在中央文革小组内部会议上连续对王任重进行批判，诬蔑他是什么“背着中央文革搞阴谋活动”。
1966 年12 月16 日在工人体育馆举行“北京市中学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上，江青对王任重突然袭击，当众诬陷他是“保守组织”的“后台”。江青事先不让通知王任重参加，在会上讲话时点了王任重和周荣鑫、雍文涛的名（还逼周、雍二人“站出来让大家看看”） ，事后又在中央文革小组开会批判王任重，并突然宣布要王任重回湖北去，把他赶出“中央文革”，同时还唆使北京“三司司令”蒯大富派人去湖北揪斗王任重。
1966年12月25日王任重被江青撵出北京，回到武汉之后，就失去了行动自由，一直在革命造反派的监督和管理之下生活。从一开始革命群众就把他当作敌人对待，给他加了许多大帽子。
1967 年1 月4 日，江青伙同陈伯达，背着周思来和陶铸本人，当众煽动造反派“打倒”陶铸。这天下午中央文革小组在人民大会堂接见“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团”的时候（当时王任重在广州治病），江青、陈伯达和康生，都在会上公开点陶铸的名，硬说他是王任重的“黑后台”。
一开始湖北省直机关的干部大多数认为王任重是人民内部矛盾，自从1月20日前后开始发生了变化，省直机关的造反派也把他当作敌人看待了。那些认为他是人民内部矛盾的人，被称作“保皇派”，有的被戴高帽子游街，受到很大的压力，于是“一边倒”的情况出现了。现在几乎没有人敢为他说一句公道话。
原来省委常委和部委厅局的干部绝大部分还认为王任重是人民内部矛盾，但在一片“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任重”的舆论压力之下为了和王任重划清界限，也起来把他当作敌人对待，省委一批领导同志（以张华为最活跃）开了对王任重的斗争会，对他和张体学，王树成三人也是采取对敌斗争的方法，罚站，低头。他们喊的口号是：“打倒湖北黑省委”、“打倒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打倒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王任重、张体学”等等。王任重对他们这样做法觉得很难理解，他认为：难道造反派真的不了解湖北省委的情况？真的不了解他和张体学的情况？对于革命群众和一般干部，他们出于对毛主席的热爱，同时由于对他们所犯的路线错误的严重性很气愤，他们认识问题有片面性，有偏激情绪，是不能责备他们的。狠批狠斗，过火一些，不但情有可原，而且对于打掉官气和骄傲大有好处，对于促进认识错误，改正错误，改造世界观是大有好处的。因此对于群众不仅没有什么埋怨和对立情绪，而且还确实感激他们。不然就不能得到脱胎换骨的改造！
王任重谴责像张体学那样的人，把错误推给别人，把功劳归于自己，不惜歪曲事实，以达到混关的目的。省直厅局长一级和部委一级也有这样一些人物，他们起来以极左的姿态出现，参加造反，个人出尽风头，牺牲别人保护自己。
王任重从此失去了人身自由，不断挨斗。中央文革小组的人，从关锋、戚本禹开始点王任重的名，后来江青同志几次点王任重的名，这样许多人，包括王任重的女儿王小平就肯定王任重是一个大坏蛋了。江青听到一些群众反映后多次点王任重的名。说王任重是东城区、西城区纠察队的后台老板等，王任重曾向陈伯达、江青和毛泽东、林彪写过三次信，说明情况，请中央调查核实。还另外专门给江青写了一封信，解释一些主要事实。
特别在陶铸的问题被揭露后，说陶铸包庇王任重，是王任重的后台。这就更加重了人们对王任重的愤慨和怀疑，人们完全地肯定了刘、邓、陶、王等是一条黑线的人物。
王任重一直认为：他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不是搞修正主义，搞资本主义复辟的，他举例说：如果是，湖北省十七年来的取得的成就如何解释？湖北在全国是不是最落后的地区？我尽管犯过“左”的或右的错误，但基本上执行的还是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因此才有一九六三年至一九六六年四年连续大丰收，粮食在受旱灾的情况下达到XXX亿斤左右，棉花收购达到XXX万担以上，比一九五七年增产一倍。搞资本主义复辟能有这样的成就？那不成了刘少奇的理论“坏人当权也能搞好生产？！”世界上哪有这样的怪事？
1959年，毛主席回韶山时，住滴水洞，祭父母坟时折了几根松树枝。当时王任重是陪着去了。他有感于松枝祭坟，写了一首诗。诗中有句“老师同志兄长”，是称毛主席的。他的儿子三宝将这首诗抄到了笔记本上，传出去，被武汉造反派看到了。这下子可不得了。造反派大骂：“王任重胆大包天，竟敢跟伟大领袖称兄道弟！”中央文革小组不失时机地介入。江青也骂：“王任重狂妄自大，敢与毛主席称兄道弟！”于是，中央文革和武汉造反派形成对王任重的合围阵势。王任重就被打倒了，整整关进监牢了八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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