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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革命小组顾问陶铸文革中何以早早陨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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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化革命小组顾问陶铸文革中何以早早陨落

      陶铸，又名陶际华，号剑寒，化名陶磊。1908年1月16日出生于湖南省衡永郴桂道祁阳县石洞源榔树村（今祁阳县石洞源陶家湾村），汉族。早年当过店员。
      1924年考入衡阳湖南省立第三师范学校（湖南三师）。
      1926年入黄埔军校第五期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参加南昌起义，在叶挺部任连长。后到国民革命军第四军警卫团工作，参加广州起义。
      1928年春回湖南，任中共祁阳县委军事委员，曾在唐生智部从事兵运工作。
      1929年秋起，任中共福建省委秘书长、书记，漳州特委书记，省委组织部部长，福州中心市委书记等职。曾组织指挥厦门劫狱斗争，建立闽南工农红军游击总队和闽东地区人民武装力量。
      1933年到上海，在中共中央机关工作。同年5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并判无期徒刑，在狱中同敌人进行了斗争。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经组织营救出狱，被派往武汉任中共湖北省委常委兼宣传部长。
      1938年冬赴鄂中地区，组织抗日武装，参与开辟鄂中游击区。后任新四军鄂豫挺进支队代理政委。
      1940年到延安，任中共中央军委秘书长、总政治部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
      1945年随八路军南下支队南进，途中奉命转赴东北地区。先后任中共辽宁、辽吉、辽北省委书记兼辽西、辽北军区政委组建地方部队，领导土地改革，参加建立巩固东北根据地的斗争。
      1947年8月兼任东北民主联军第七纵队政委。辽沈战役后任中共沈阳市委书记。平津战役中，他作为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司令部（司令员林彪、政委罗荣桓元帅）的全权代表，参与了同傅作义将军的谈判，为和平解放北平作出了重要贡献。北平和平解放后，负责整编傅作义部，领导南下工作团工作。
      1949年3月任第四野战军（5月兼华中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并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负责武汉三镇的接管工作，还曾赴长沙接收起义部队。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陶铸同志任第四野战军兼中南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务委员，中南军政（行政）委员会委员，中南军区政治部副主任、主任，中南军区党委常委。
      1951年2月，担任中共广西省委代理书记，主持广西剿匪工作。他紧密依靠人民群众，正确执行党的政策，胜利完成任务，受到党中央嘉奖，使广西顺利进入了全面土地改革和国民经济恢复的新时期。随后，陶铸同志奉调广州，于1951年11月出任直接领导广东省工作的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四书记。
      1953年5月，任华南分局代理书记和广东省人民政府代理主席。1955年7月起任中共广东省委书记、第一书记，同年起兼任广州军区第一政委、军区党委第一书记，并曾兼任广东省省长。曾兼任暨南大学校长、华南师范学院马列主义教研室教授。
      1956年9月在党的八大上，陶铸同志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1951年至1966年，陶铸主政广东15年期间，广东省的工农业生产和各项事业迅速发展，南粤大地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1960年10月至1966年8月陶铸同志任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自1960-年担任中南局第一书记后，陶铸同志把更多精力放到了领导中南五省区的工作上。在他的支持下，广东一些地方较早地推行过农村生产责任制。陶铸同志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和因地制宜的工作思路，使“大跃进”运动之后整个中南地区的经济社会得到了平稳恢复，并有所发展。他十分重视中南全区的水利建设和绿化工作，多次视察各地水库和林区，鼓励兴修水利，发展林业。他尊重知识，爱护人才，善于团结知识分子，关心他们的政治进步和工作生活困难，并多次指出，我国知识分子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广大知识分子是革命的，不要再用“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这个名词了，“应该叫人民知识分子”。
      1965年，他领导组织了很有影响的中南区戏剧观摩演出大会，推动了文学艺术的繁荣和发展。
      1965年1月，在第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陶铸同志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开始直接参加中央的工作。他分管宣传和文教等方面事务，做了大量工作。
      1966年5月后，陶铸同志相继担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
      1966年8月在中共中央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陶铸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名列毛泽东、林彪、周恩来之后，成为中共中央第四号领导人。并同时兼任国务院副总理、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顾问等重要职务，协助周恩来同志处理党和国家日常工作。在“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全面动乱形势下，陶铸同志的工作异常艰难。但他坚持原则，刚直不阿，竭尽全力协助周恩来同志支撑大局，努力保护老干部、党外人士和受害群众，贯彻执行“抓革命、促生产”的方针，勉力维持全国工农业生产的运转和交通运输的通畅，尽量减轻“文化大革命”对党和国家的冲击和影响。
      1967年1月，与江青、陈伯达等人闹翻，随之遭到陷害和打击，成为“文化大革命”中的一大冤案。
      1969年11月30日，陶铸同志在合肥含冤病逝。
      1978年12月24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为他平反昭雪。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隆重的追悼大会，为陶铸同志彻底平反，恢复名誉。中共中央副主席陈云致悼词，对陶铸同志的一生，给予了高度评价。

      衡阳情结
　　1908年1月16日陶铸出生于衡永郴桂道祁阳县，祁阳县清朝建国起隶属于衡永郴桂道，衡永郴桂道行政中心、首府位于湖南省第二大城市——衡阳。
　　民国三年（1914年），废府存道，改衡永郴桂道为衡阳道，俞寿璋任道尹。衡阳道（湖南省三道：衡阳道、湘江道、辰沅道）所辖县仍如清代衡永郴桂道，治所衡阳，直辖湘南34县（含祁阳县）。1937年，湖南省省分十个行政督察区，第二行政督察区专员公署驻衡阳。
　　1949年10月，衡阳解放，湖南省第二行政督察区改为衡阳专区，1952年将衡阳专区、零陵专区、郴州专区合并为湘南行署，行署驻衡阳市。湘南行署直辖祁阳等34县。1955年，郴县专区从湘南行署析出，复设衡阳专区，专署驻衡阳市。衡阳专区祁阳、零陵（驻芝城镇）等13县。1962年12月零陵专区从衡阳专区析出，辖零陵、东安等5县。
　　1969年11月，陶铸去世。1970年，衡阳专区改称衡阳地区，地区驻衡阳市，辖祁阳、祁东等8县。1983年，衡阳地区与地级衡阳市合并，当年年底，祁阳县划归零陵地区。2010年，政府计划把祁阳县划为直辖市，祁东作为其一个地区。
　　总上所述，陶铸从出生到死，祁阳县都基本上是属于衡阳的。因此，陶铸是衡阳人。　
      1961年春，毛泽东在广州主持召开中央工作会议，讨论制定《六十条》。时任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陶铸被指定任农村“六十条”起草委员会主任。5月初，陶铸为修订农村“六十条”掌握第一手材料，在中共衡阳地委第一书记宁生的陪同下，回祁东、祁阳农村调查。
　　回乡第一天，陶铸便深入到石门公社石峰大队第三、四、五生产队察看公共食堂。为了解实情，陶铸专程到老家潘家埠走村串户，亲自召开干部群众座谈会。
　　时隔一年，1962年4月，陶铸又一次来衡阳视察，调查了解“六十条”贯彻落实情况。当他亲眼看到农村经过清理“一平二调”，建立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经营管理体制后，感到由衷欣慰。
　　1964年，陶铸第三次回衡阳视察。当时正是国民经济渡过三年困难后的调整恢复期。在衡阳4天的时间里，陶铸重点考察了贯彻“以工业为主导，以农业为基础”的方针。他深入到建湘机械厂、江南药械厂等厂矿实地考察。陶铸还特地两次实地察看了城北的青草桥、石鼓山、朱陵洞和城南的回雁峰。一再对随行的衡阳市委领导说：这些名胜古迹都是祖国的宝贵文化遗产，要结合城市建设把它们好好修复起来。还别具匠心地勾画了开辟石鼓、雁峰公园的轮廓。为了帮助衡阳搞好城市建设，陶铸还特地要广州市两位城建总工程师留在衡阳工作一段时间，具体主持几个项目的设计。在他们的帮助下，到年底，石鼓书院、回雁峰两处公园工程完成相当规模。并将陶铸自己的散文《松树的风格》刻在回雁峰岩石上，为回雁峰景区增添了光辉和文化内涵。
　　1965年5月，陶铸第四次来到衡阳。在南岳，陶铸专门召集衡阳相关领导，具体研究规划了衡山依河为界，分设衡山、衡东两县的问题。正是在这次实地考察后，经陶铸提议经国务院批准，调整了南岳、衡山的区划：将原南岳县并入衡山、将原衡山县东部以湘江为界，新设衡东。
　　1965年3月29日，中共中央中南局第一书记陶铸在衡阳交际处观看衡阳电影幻灯宣传，接见全体放映员。
　　陶铸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以后，仍然关注衡阳发展。1965年10月，他在去广西途经衡阳时，还特意在此停留了14个小时。还到衡阳市三塘镇的田间地头。第二天才坐火车去广西。

      怒顶江青
      文革伊始，不仅毛泽东看中了陶铸，连江青也看上了陶铸。陶铸成为“中央文革”的顾问，就是江青提名的。江青原本对陶铸寄予了很大希望，想借助陶铸压邓小平。但是江青很快发现陶铸跟她不合拍，因为陶铸对邓小平很尊重。陶铸原来是中南局第一书记，在五月政治局扩大会议后上调中央，接替彭真担任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在八届十一中全会上又被破格拔擢，进入中央常委，在江青的提议下成为党内第四号人物。不只如此，从陶铸来中央后，和周恩来很快热乎起来，这让江青很不高兴，也让毛泽东大失所望。
      1966年5月下旬的吴传启事件，让江、陶的矛盾激化。江青与陶铸吵得最厉害的一次，是关于吴传启的事。这本来个小事情，但是在政治上紧跟周恩来的陶铸，在有意和中央文革保持距离的这种意识下却演变到最后同江青大吵一架。
      哲学社会科学部吴传启为抢“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头功，在关锋等人的授意下，在学部抛出了“批判《青春漫语》大毒草，揪出杨述反革命黑帮”的大字报。在中央文革的碰头会上，
      江青问陶铸：“你为什么迟迟不去宣布吴传启为革命左派？”陶铸说：“吴传启的的确确是有问题的，他的材料你已看过，我怎么能去支持这样一个人呢？”
      江青说：“只要是写第一张大字报的，就必须承认他是革命左派，就必须支持他们。至于什么历史问题，那有什么了不起！” “你不也是国民党吗？”
      听到这儿，陶铸火了，他立即反唇相讥：“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的国民党党员？我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党员，是在国民党军队集体参加国民党的。那时毛主席也是国民党，周总理也是国民党，还是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国民党第一军的党代表。他们都是我的顶头上司，我不过只是国民党的一个小兵。而吴传启是什么性质的国民党？他的国民党能与我们的国民党混为一谈吗？”
      敢与江青顶牛，真是吃了豹子胆。陶铸的一席话说得江青大怒，要知道文革以来还没有人这样顶撞过她。她竟然命令似的非让陶铸去支持吴传启不可。陶铸此时已经到忍无可忍的地步，他霍地站了起来，直视着江青声色俱厉地说道：“你也干涉得太多了！管得太宽了！你什么事情都要干涉！”
      仅说了这么一句，江青就大哭大闹起来，说什么她这一辈子还没受过如此大的气，说陶铸欺负她，镇压她。
      后来陶铸对他的太太说：“你不知道，江青对我们，经常像训孙子那样的训斥，总是用命令的口吻，真是让人受不了！”……
      又据王力回忆此事，他说：“这件事，关锋告诉了叶群，叶群马上告诉林彪。叶群说这件事太大了，这个陶铸，他怎么能说到毛主席，怎能跟江青吵？在这件事以前，原本林彪对陶铸比较欣赏。这以后，林彪不敢接近陶铸了。”
      这样陶铸非但没有成为一门向刘、邓开火的大炮，相反在运动，屡屡“灭火”的角色。江青告状于毛泽东，说陶为人霸道，在很多事情上欺负她，根本不把中央文革放在眼里。作为报复，在1966年11月28日，江青在“检阅”文艺大军的大会上说：“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同志，周恩来同志，陈伯达同志，康生同志，以及其他许多同志，都肯定了我们的成绩，给过我们巨大的支持和鼓舞！” 这话是印在当时的《人民日报》和《红旗》杂志上的。江青故意“忽略”了名列陈伯达之前的陶铸，言外之意，陶铸不是毛泽东的“亲密战友”！
      果然不久，陶铸遭迫害、算计很快就倒台了。

      作品成祸
      陶铸的主要著作有：《理想，情操，精神生活》、《思想·感情·文采》和《随行纪谈》等。其中散文《松树的风格》影响甚广。而正是这两本书，成了姚文元向陶铸射出毒箭的靶子。
      就在陶铸被林彪、陈伯达、江青一伙突然袭击，以莫须有的罪名诬陷后，一篇篇黑文鼓噪而上。《评陶铸的两本书》就是他们阴谋部署中重要的一着棋。在这篇黑文中，姚文元别有用心地采用歪曲原意、断章取义、颠倒黑白、栽赃陷害等恶劣手法，树立了一个诬陷革命老干部的黑“样板”，提供了一个制造冤狱的黑“经验”，在林彪一伙的“大批判”中，起到了所谓“典型示范”的作用。

      抗争印记
      在“双溪”和“山庄”之间的公路转弯处，有一山坡，在这片山坡上，一块镌刻着陶铸同志生前所书的“松风”两个苍劲大字的巍然屹立的花岗岩巨石下，长埋着这位刚直不阿、宁折不屈的“人”的部分骨灰。而石上清晰的手掌印，正是这位具有松树风格的人在临死之前留下的不屈抗争的印记。
　　1969年10月8日，得了重病的陶铸，被从北京中南海转移到安徽合肥的“秘密病房”在生命垂危的最后时刻，一种对革命事业的坚定信仰和对“四人帮”恶行的愤怒，凝聚成一股巨大的力量，使得陶铸举起一只手，一雷霆万钧之势，猛然向墙上一击，“砰”一声过后，那白色的墙壁上，被汗湿的手掌沾去了一层墙皮，清晰地留下了一个手印！陶铸安静下来了，1969年11月30日22时15分，他的生命之火最后熄灭了。
　　陶铸死了之后，被以烈性传染病为藉口，深夜用白被单裹尸一烧了之。在他死前，亲人也不被获准去探望；在他死后，亲人也未被告知去办理后事。陶铸被火化之后，骨灰放在一个质量最差的骨灰盒里，被弃置在那无数的普通亡灵之间。就这样过了9年，这中间，没有谁知道陶铸到哪里去了。
　　粉碎“四人帮”后，陶铸的骨灰由曾志母女护送到陶铸生前曾工作多年的广东，埋入广州白云山松树下。“松风”二字出自书画家吴作人手书。当年广州市委老领导林西，得知陶铸逝世前的情况，派人到合肥，要求务必找到当年囚禁陶铸的那间屋子，看看墙上那个手印还在不在，如果还在，一定把它拓印回来。时间已经过去10年，那个手印居然被奇迹般地保存下来，而且清晰、完好如初！
　　陶铸的手印被拓回来，林西喜出望外，连夜派人上白云山，镌刻在巨石上的“松风”二字下面。
　　2001年，陶铸同志的夫人曾志不幸逝世，遵其遗嘱，把她的骨灰埋于松风石下。

      平反昭雪
      “文化大革命”前夕，陶铸是中南局第一书记兼广东省省委书记。“文革”爆发后，由邓小平提议，毛泽东把他调到中央，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和“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他因为坚持刘少奇不是叛徒，在江青的一手策动下，被打成“党内最大的保皇派”，成为排在刘少奇、邓小平之后的第三号“走资派”。1969年11月30日，陶铸被迫害致死。
      1974年，经毛泽东批准，陶铸的妻子曾志回到北京。她开始和女儿陶斯亮一起为陶铸的平反问题奔走呼号。许多老同志，特别是陈云等人给了她们热情的鼓励和帮助。但在“文化大革命”中，陶铸的平反问题是提不上议程的。粉碎“四人帮”后，曾志感到是时候了，又到处写信、找人、申诉，但在“两个凡是”的阴影下，依然到处碰壁。绝望之中，传来一个消息，邓小平就要恢复工作了，这使曾志萌生了极大的希望。惊喜和焦虑当中，她也顾不上考虑邓小平当时的处境，就和女儿陶斯亮一起来到西山邓小平的住处。
　　相互问候之后，曾志连忙递上她的申诉材料，滔滔不绝地诉说陶铸的冤案和她们母女在文革中的遭遇。邓小平接过材料，没有看，只轻声说了句：是陶铸的问题，我知道。就把材料放下了。此后的一个多小时，都是曾志母女说话，他只是认真地听着，但一言不发，直到把她们送出门外，也没对这个问题表态。　　回去的路上，陶斯亮感到非常失望，她对曾志说：看来又白跑了一趟，说了半天，连一句话也不给。曾志与邓小平相交多年，深知邓小平的为人，她对女儿的话不以为然，她知道，不等时机成熟，邓小平是不会随便表态的，毕竟，他还没有真正出来。
　　果然，邓小平复出后过问的第一件事就是陶铸的问题，他指示中组部尽快解决陶铸问题，并指定由信得过的专人负责。不久，他又对陶铸的平反问题专门做了批示：陶铸同志是我们党的一位老党员，在几十年的工作中对党对人民是有贡献的。经过审查，过去把他定为叛徒是不对的，应予平反。
　　1978年12月，陶铸10年的沉冤终于昭雪，这为接下来的平反工作开了个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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