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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工农兵第一标杆陈永贵一生一身散发着农民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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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中工农兵第一标杆陈永贵一生一身散发着农民味儿

      陈永贵，汉族，出身贫农。1948年陈永贵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52年，陈永贵接替“主动让贤”的原书记贾进才出任中国共产党山西省昔阳县大寨村的支部书记，在环境非常恶劣的的大寨村，他带领农民艰苦创业，从山下用扁担挑土上山造田，改善了当地人民的生活。他的事迹被中央政府肯定，毛泽东号召全国要“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因此成为全国的榜样。
      1973年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政治局委员。1975年1月，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于1980年9月，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决议，接受陈永贵解除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请求，辞去了国务院副总理职务。之后在北京东郊农场担任顾问。1985年3越6日在北京逝世。按其遗嘱，骨灰安放回大寨。

      真实的有黑有红的生平年谱
　　1914年2月14日，农历正月二十，出生于山西省昔阳县大寨乡小南山村，为长子。
　　1920年，5岁，其父陈志如卖掉妻子、女儿和幼子。
　　1921年，6岁，随父迁至大寨，不久其父自缢身亡，陈寄居在一寡妇家中靠当长工为生。
　　1922年，7岁，为地主放牛。
　　1941年春，26岁，与山庄头村贫农女儿李虎妮结婚。
　　1942年，27岁，被推选为大寨村伪维持会代表。不久加入日伪组织“兴亚会”。
　　1943年，28岁，长子陈明珠出生。夏，宪兵队以通匪罪将其逮捕并关入留置场。
　　1944年，29岁，出狱，辞去伪代表职务。到昔阳城内的一家烧饼铺当伙计。
　　1945年，30岁，日本投降，因出任伪代表在村里挨斗。
　　1945年—1946年，土改，分得土地、房屋和浮财。参加民兵支援前线。
　　1946年，31岁，参加贾进才组织的互助组，旋即退出另立“老少组”。
　　1948年，33岁，经贾进才等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2年，37岁，被评为省级劳动模范，出席山西省农业丰产劳模代表会。冬，由贾进才推荐，接贾进才任大寨村党支部书记。
　　1953年，38岁，办初级社，任社长，冬，制订治山治水十年规划，首战白驼沟。
　　1955年12月，40岁，办高级社，任社长。三战狼窝掌开始。
　　1958年8月，43岁，倡议创建昔阳县第一个人民公社，任公社常委副书记兼大寨党支部书记。
　　1959年10月，44岁，参加建国十周年大庆活动，登上天安门观礼台。
　　1960年2月，45岁，中共山西省委发出号召；向模范党支部书记陈永贵学习。从此陈永贵的名字经常见诸报端。
　　1961年，46岁，被选为中共昔阳县委候补委员。
　　1963年，48岁，大寨遭特大洪，提出“三不要三不少”的口号自力更生抗灾夺丰收。
　　1964年，49岁。1月，在人民大会堂作报告。2月《人民日报》刊登长篇通讯《大寨之路》。12月，作为人大代表出席三届一次全国民代表大会，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赞扬大寨。12月26号日，应毛泽东之邀一起吃饭合影。同年，毛泽东主席发出农业学大寨的号召。
　　1965年，50岁，丧妻。在四清运动中受气。
　　1966年，51岁，与40岁的宋玉林结婚。出访阿尔巴尼亚。
　　1967年，52岁，1月，作为全国著中农业劳模参加了造反派对中共山西省委、省政府的夺权活动，并被推选为中共山西心小组成员。2月，作为总指挥夺了昔阳的党政大权。3月，出任山西省革委会副主任。11月，中共中央、中央文革小组批转了陈永贵对农村文化大革命的五条建议。是为中发（67）339号文件。
　　1967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山西的造反派向省政府夺权，周恩来接见陈永贵时授意“你们也可以组织自己的红卫兵嘛”。于是陈永贵同已经被打倒的原山西省委书记刘格平等人组织自己的造反组织，名为“晋中野战军”，为夺取山西政权同另一派“总司派”展开大规模武斗。
　　1968年，53岁，决定昔阳全县向大队核算过渡。
　　1969年4月，54岁，当选为第九届中央委员，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大会发言。同年，幼子陈明亮出生。
　　1970年8月，55岁，北方地区农业学大寨会议召开，陈永贵介绍整“五种人”的经验。会后，全国再次掀起农业学大寨的高潮。
　　1971年，在中共山西省三届一次会议上被选为省委副书记。
　　1972年，时任山西一把手的军队代表谢振华，利用周恩来主导的反对左倾的运动，要求将核算权从大队降到生产队，陈永贵坚决反对，坚持在昔阳县反右倾，得到毛泽东的支持，谢振华被调离山西。
　　1973年，58岁。9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十届一中全会上当选政治局委员。年底，辞去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职务。同年，昔阳虚报粮食产量8979万斤。
　　1975年，60岁。1月，在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3月，出访墨西哥。7月，向毛泽东建议在全国范围内向大队核算过渡。9月，在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致开幕词。
　　1976年，61岁。夏，出席北方三夏生产会和南方水稻生产合并发言，被攻击为“唯生产力论。”10月，拥护粉碎四人帮。12月，在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作题为《彻底批判四人帮，掀起普及大寨县运动的新高潮》的报告。
　　1977年，62岁。重提全国向大队核算过渡的建议，年底，部分地区刮直过渡风。8月，在中国共产党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第三次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十一届一中全会上再次当选为政治局委员。
　　1978年，63岁。年初，出访柬埔寨。2月，在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再次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12月，出席十一届三中全会。
　　1979年，64岁，被免去昔阳县委书记职务。
　　1980年，65年。9月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决议，接受陈永贵解除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请求。
　　1981年，66岁，举家迁入复兴门外22号楼赋闲。
　　1982年，67岁。落选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代表。9月，十二大召开，失去政治局委员职务。
　　1983年，68岁。中共中央接受陈永贵的请求，分配他到北京东郊农场当顾问。
　　1985年夏，70岁，因病住院，确诊为晚期肺癌。
　　1986年3月26日，71岁，在北京医院病逝。

      粉碎四人帮后的情态变化
      离开中南海的苦涩心情
　　坐立不安的一天。1976年10月6日，中央动手抓“四人帮”的这一天，陈永贵在交道口的小院里坐立不安。
　　他早早就告诉身边的工作人员，说今天政治局要开会，准备好，一来电话马上动身。
　　从下午３点开始，陈永贵就在自己的屋子里待不住了。他走出来问：“通知开会没有？”听说没有，陈永贵又低着头回了屋子。过了一会儿，他又出来问，还是没有。陈永贵再次嘱咐道：“准备好了呀，一来通知马上就走。”直到吃晚饭的时候仍然没有动静。陈永贵愈发显得不安了，还很关心地问住在西院的吴桂贤的动静。吃过晚饭，电话铃响了，通知陈永贵上玉泉山开会。陈永贵一下子兴奋起来，招呼道：“通知西院的一块走！咱车在头里，叫她跟后头，你们的车跟着，不能叫她单独行动！”政治局会议开到半夜１２点多才散。陈永贵和纪登奎、陈锡联一块回到他们住的小楼里，刚进楼道，跟在身后的警卫和秘书就见这几个老头又蹦又跳，兴奋得直嚷嚷。
　　几天后，在没有了张春桥的政治局会议上，陈永贵一年多来很少见地正坐在沙发上，显得很自在。纪登奎笑问：“哟，几年啦，这脖子能扭啦？”陈永贵笑道：“好了嘛。”散会后，陈永贵向李先念、纪登奎和陈锡联发出邀请，陈永贵笑问：“来吃顿山西拉面哩？”
      伴随着改革开放，拨乱反正，陈永贵渐渐感到形势对他越来越不利。在他的“红”气宇“左”还没有被杀消之时，曾大骂胡耀邦“狗日的”。他说：“大寨不是毛主席亲自树立的红旗么？怎么这些人连大寨也要反对哩！”陈永贵恨恨地对人讲：“哼！我跟狗日的吵翻啦。”他骂的这个人，就是当时蒸蒸日上，为拨乱反正冲锋在前的胡耀邦。
　　邓小平说：“你不是四人帮的人。”
      在邓小平复出前夕，陈永贵曾多次对华国锋说：“华主席，你可千万不能把邓小平解放出来，他要解放出来，人家会说我们是毛主席的叛徒，是背叛了毛主席事业的。再说，邓小平出来了，能把你放在眼里吗？”
      邓小平面对山西群众对陈永贵大量的的揭发材料，感到问题越来越严峻。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前夕，政治局多数同志建议让陈永贵停职检查，邓小平也持相同意见。他轻叹一声说：“他本来可以成为出色的农村基层领导人，可硬要把他放在国家副总理的职位上，这不是让他活受罪吗？”
　　１９８０年２月２３日，十一届五中全会召开，会议决定批准汪东兴、纪登奎、吴德、陈锡联的辞职请求，免除或提请免除他们所担负的党和国家的领导职务。这对陈永贵造成了强大的震撼与惊慑。
　　几度不眠的思考，陈永贵忽然对来京看他的长子陈明珠说起了自己的去留问题。陈永贵说：“不能干哩！咱自己写个申请吧！”
　　“你来写，我说。”陈永贵靠在沙发上，一条一条地慢慢说道，“就写身体不好，没文化，不适应工作哩！”想了一会儿没有想出什么东西来，陈永贵说：‘就这吧！“陈明珠就照这个意思短短地写了份辞职申请，写完给陈永贵念了一遍。陈永贵听罢点了点头，再次感叹道：“干不了啦，还不抵回家动弹呢！回家劳动也比这强哩！”
　　１９８０年８月３０日，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在京举行。大会接受陈永贵要求解除他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请求。陈永贵失去副总理的头衔的第二个月，山西省召开五届人大三次会议和省政协四届十二次常委会。山西省内长期受陈永贵一派压制的人这回抬起了头。在这次会议上，许多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陈永贵群起而攻之，揭发了他一大堆问题，并且要求罢免他全国人大代表的资格，追查他和“四人帮”的关系，追究他在一些事情上的法律责任。在交道口小院闲住的陈永贵听说了这些事，长叹着说：“唉，老虎吃人有躲闪，人吃人可没躲闪哩！”
　　追究陈永贵与“四人帮”的关系的呼声越来越高，陈永贵又气又怕，找了邓小平。邓小平表态说：“你不是‘四人帮’的人。”邓小平说了话，下边的呼声才渐渐平息下来。
　　“北京人待咱可真不错”
　　陈永贵辞去副总理职务之后，心情苦闷，又整天在家里闲着无事可做，终日愁眉苦脸唉声叹气。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想给他解解闷，散散心，便拉着他打扑克，玩升级。陈永贵心绪渐渐转开了。住了几天，陈永贵忽然又显得不安了。他急着要搬家，找个小些的住处搬过去。他逼着秘书和卫士三天两头去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催，火急火燎地非马上搬不可。管理局传下话来，说中央领导讲了，还是不要搬，不然影响不好。陈永贵不干，说咱职务没有啦，该搬就搬嘛！人家拗不过，就在新建成的木樨地２２号楼上拨给了他一套１２层楼上的部长级住宅。
　　搬到２２号楼之后，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为陈永贵配了一辆车，安排了警卫员、炊事员，理发时打个电话就有人服务上门。陈永贵没有推辞这些待遇，但是他不要炊事员，这时他的全家已经从大寨迁来，反正他和老伴闲着没事，自己做饭还随便点。国管局也不坚持，多发给陈永贵５０元保姆费就是了。
　　陈永贵过不惯清闲日子。他在凉台上种了许多花，甚至还在花盆里种了棵玉米。他家偌大的凉台上摆满了一盆盆的花草，像个温室。每天早晨外出散步回来，常常拿把条帚去扫楼梯，一直从１２层扫下去。
　　陈永贵还提着篮子出去买菜。有一天转到附近一个蔬菜商店，陈永贵指着柜台上的蔫乎乎的菜说：“要二斤。”售货员一看，愣住了，说：“陈，陈，陈大叔？”说着转身跑了进去，把经理叫出来了。经理见了陈永贵，极亲热地招呼他进屋喝杯茶，陈永贵也就乐哈哈地进去喝茶聊天。过了一会儿，售货员从后边挑了一篮子最好的菜送来，还死活不肯收钱。陈永贵硬扔下钱走了，从此便不肯再去这家商店，说是怕特殊化。
　　陈永贵出门买菜常扣着大草帽，低低地遮住脸。有一次去三里河菜市场排队买肉，陈永贵排到了，指着案子上的猪肉说：“拉，二斤。”卖肉的听口音不对，偏头一看：永贵大叔！他二话不说，斜着刀长长地片下一条好瘦肉来，高高地给陈永贵秤了。陈永贵也不说话，交了钱提了肉就走。
　　走在大街上，人家跟他点头他也冲人家点头，站在地铁里，人家跟他打招呼说话他也乐哈哈地跟人家闲聊。“北京人待咱可不错哩！”陈永贵说。１９８３年春，陈永贵给中央写信要求做些力所能及的工作。这个要求很快被批准。陈永贵当了北京东郊农场的顾问。
　　“我错了，都是我错了”
　　１９８５年７月，陈永贵被确诊为晚期肺癌。１９８５年８月１２日，陈永贵住进北京医院。华国锋闻讯，当天就赶到病房探望。这位前国务院总理安慰前副总理说，“在这里住吧，挺不错的。一个月伙食才六十多元，一天才两块钱。现在你到街上吃吃看，一顿饭没有五元是不行的。”闲聊了一会儿，华国锋告辞。陈永贵当年在政治局的朋友和同事纷纷也前来探望，其中有汪东兴、纪登奎、陈锡联、吴德。这时候，陈永贵最放心不下的就是西水东调和国家支援的问题。临终前，陈永贵特别想回大寨。陈明珠把他回大寨的愿望上报给分管此事的习仲勋，习仲勋不同意，让他在北京好好治病。陈明珠跟陈永贵说了，陈永贵苦笑道：“不着回呀？不着回还烧了我哩。人死了还要火化，啧啧。”他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嘱咐陈明珠：“把我的骨灰撒在大寨，可别撒在狼窝掌哩，那个地名不吉利，还叫狼吃了我哩。”陈明珠道：“爹，你说甚哩？不撒，不撒。”陈永贵对来看他的大寨的书记说：“我死了你给我选个坟，400块钱够不够？”陈明珠打断了他的话：“爹，你说话也没个分寸，儿子在呢，你叫人家大队书记给你选坟？”陈永贵道：“唉，我又是错了。别谈了，我错了，都是我错了。”陈永贵一生嘴硬不肯认错，临终前却老是认错，什么都是他的错，把陈明珠听得鼻子直酸。
      １９８６年３月２６日上午１１时，陈永贵最后一次睡着了。陈永贵去世的第三天，在八宝山火葬场的一间告别室里，聚集了２００来位并不引人注目的人。这里有陈永贵的亲友，有东郊农场的职工，但是没有中央领导人。前一天下午，宋玉林接到过一个挺怪的电话，专门询问有没有领导人参加遗体告别，并且说有领导人去他就不去了。陈永贵的家属一直奇怪这位躲避领导人的人是谁。
　　下午２时５５分，一辆高级轿车在告别室外停下，车上下来一位穿着风衣，戴着变色眼镜的人。周围的老百姓立刻认出来了：华国锋！于是人们涌过来，不知不觉地在华国锋前边站成了一道走廊，有的人还鼓起掌来。华国锋目不斜视，一言不发地走进告别室，在陈永贵的遗体前三鞠躬，又一言不发地站了许久，看了许久，流下泪来。华国锋仍不说话，流着泪慢慢地绕着陈永贵走了一圈，又一言不发地与陈永贵的亲属一一握手，一言不发地走出了告别室，上了车。
　　４月４日清晨４点，陈永贵的亲属抱着骨灰盒登程返回大寨。按照陈永贵的遗愿，他的骨灰一把把地撒在了大寨的大地上。除了狼窝掌。最后一撮骨灰埋在了陈永贵亲自选定的那“观了咱大寨，也观了昔阳”的虎头山顶，大寨人在那里为他立了一座碑，上书：“功盖虎头，绩铺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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