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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彪反革命集团成员黄永胜凭战功成上将，因罪过成主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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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彪反革命集团成员黄永胜凭战功成上将，因罪过成主犯

      辉煌的前半生
　　黄永胜，原名黄叙钱，1910年出生于湖北省咸宁县高桥镇黄铁村一世代务农的贫苦家庭。1927年7月的某天，黄永胜去了崇阳县城，在崇阳县团防局当了一名民团士兵。那时的黄永胜仅十六岁，从此开始了他的当兵生涯。以后有一种说法，说是黄永胜染上了赌博恶习，负债累累，债主们日夜上门逼债，黄永胜才决定离家出走。这种说法并无真凭实据，黄永胜家徒四壁，小小年纪，当兵完全是为了有口饭吃。而且那时的民团是离家不离乡，躲不了赌债的。
　　黄永胜1927年8月20日参加了罗荣桓在湖北通城县发动的鄂南秋收起义，9月9日随通城起义部队参加了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秋收起义，编入工农革命军第一师，随部上井冈山。同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黄永胜原名黄叙钱，是毛泽东为他改名黄永胜。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在武昌召开“八七”会议，决定在湘鄂赣粤4省举行秋收起义。崇阳县民团在此之前改名为崇阳县农民自卫军，与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混编，加入到了秋收起义之中，黄永胜随起义部队来到了井冈山。在一次战斗中，一股敌人突然打到前敌委员会与红四军军部附近。时任班长的黄叙钱来不及请示连长（连党代表是罗荣桓），立即主动率全班战士向敌人反击，击退了敌人，保卫了前委与军部的安全。战斗结束后，前委书记兼党代表毛泽东表扬了他，并问他是哪里人，叫什么名字。黄叙钱说：“报告毛委员，我是湖北咸宁人，我叫黄叙钱。”毛泽东笑眯眯地又问“是哪个叙字呀？”他结结巴巴比划着说：“是余字加又字的叙。”毛泽东说：“叙钱，叙钱，还是讲钱呀！那不好，革命战士不能只讲钱，要讲为无产阶级而奋斗。”“这样吧，我给你改个名字，希望你在革命的道路上永远胜利前进，你就叫黄永胜吧！”由此可见，毛泽东认识黄永胜是非常之早的。
　　由于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建设中，特别是反国民党第五次“围剿”中，他英勇善战，屡建功勋，黄永胜升迁很快，1931年他还是红十二军中的一名团长，第二年便升为红军的一名师长，时年22岁。1933年部队改编，他又改任红一军团一师第三团团长。虽然当时他只是个团长，得知他的师长郭炳生带着另两个团要去投敌时，他策马扬鞭，带着全团去追，部队被追回，只有郭炳生只身投敌了，这是个不小的战功。为此，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上，还专门给黄永胜颁发了一枚三等红星奖章。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黄永胜随红一方面军北上长征。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以后，1935年冬他担任红一军团四师副师长，开始在军团长林彪手下工作，并参加了直罗镇战斗和东渡黄河对日作战的准备。1936年6月，他进入红军大学第一期学习。
　　1937年1月黄永胜任红一军团第二师师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副司令员。1942年2月按照军委指示，部队实行精兵简政、主力部队逐步地方化，加强地方武装和民兵建设。晋察冀军区部队变动，黄永胜担任第三分区司令员，后又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教导第二旅旅长等职。他在聂荣臻司令部的指挥下，迎击国民党的进攻，先后进行了绥远战役和反抢占战役。1946年8月，黄永胜成为林彪麾下的一员干将。1947年下半年被任命为东北民主联军第八纵队司令员，以后东北野战军的编制成立后，他又担任第六纵队司令员，1949年先后任第四野战军四十五军军长，第十四、第十三兵团副司令员，并参加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和解放广西等战役。
　　黄永胜打仗的剽悍不在许世友之下。值此不必去详细分析黄永胜参加过的历次战斗。到是一个与黄永胜毫无关联的人的话是最可信的——柳传志，原联想集团总裁，当今中国企业界的“龙头”级人物，说过这样一段话：“我在军事院校时的班主任讲的一些故事，对我有非常大的影响。在辽沈战役中，班主任所在的部队总觉得自己是战斗力很强的一个团，有一次到黄永胜的纵队里去配合作战。黄永胜跟该团团长约定好占领某制高点的时间，到达目标时，全军发动总攻。但在真打起来时，该团却怎么也拿不下来，眼看时间快到了，再不行的话就要影响总攻了。黄永胜大怒，当场就把团长给撤了，换上了自己的精锐部队，结果快速拿下了这个制高点。他的那些战士根本不怕死，一个个往上冲，部队这种冲的劲头不得了，为达到目标不顾一切。”看看黄永胜的部下如何勇猛，就知道黄永胜打起仗来是什么样的人物了。

      自毁的后半生
　　新中国成立后，任第十三兵团代司令员、司令员，曾兼任广西军区副司令员，第十五兵团司令员兼广东军区副司令员，后兼广州市警备司令员。1951年任华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华南军区防空部队司令员和政委，中共中央华南分局常委。1952年任中南军区参谋长。1953年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九兵团司令员。1954年任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55年任广州军区司令员，1955年年9月被授予上将军衔，并授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56年被选为中共八届候补中央委员（1968年递补为中央委员）。1961年任中共中央中南局书记处书记。是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
　　文化大革命期间，于1968年任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解放军总参谋长，1969年兼任军政大学校长、中共中央军委委员。是中共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参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1971年9月，在“九一三事件”后被撤职。1973年8月20日被开除党籍。１９８０年８月２６日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五次会议决定，依法剥夺黄永胜获得的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1年1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确认他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判处有期徒刑18年，剥夺其政治权利5年。１９８３年４月２６日因患肝癌医治无效，在青岛市台西医院逝世，终年七十三岁。
　　可以说，黄永胜的前半生是辉煌的，他完全是凭着战功，一步一步，从战士做到共和国的上将。
　　1968年3月，黄永胜调任总参谋长后，未经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批准，便指示广州军区对军区党委副书记的文年生将军进行专案审查。从4月4日起，将文年生非法关押、审查。51天之内，连续批斗文年生达31次之多，使文年生在精神上和肉体上受到了严重摧残，健康状况明显恶化，却又得不到及时治疗。6月7日，文年生终于被迫害致死，时年61岁。还有，1968年，黄永胜成为广东省革命委员会主任。黄永胜上台以后，曾经狠批赵紫阳，还把赵紫阳的材料报送到中央专案组，结果被周恩来制止。周恩来对广东的造反派说：“你们斗他能说明什么问题？不触及要害嘛！另外他一直搞农业的，只会说养猪（众人大笑），不懂阶级斗争嘛。”所以，赵紫阳的专案被压下。
　　在此期间，他在总政制造冤案792起，受诬陷迫害的达839人，其中军以上干部52人。
　　但另一方面，黄永胜也敢炮打江青。1967年初，黄永胜在军委扩大会议上大嗓门地向江青喊到：“希望中央文革多听毛主席的话，特别是江青同志要多听毛主席的话!”。在“揪军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狂潮中，广州“红色造反者”一派的造反组织猛批黄永胜反对中央文革，还发出了“敦促黄永胜向毛主席革命路线投降书”，惹得黄永胜大怒。以后，黄永胜上调中央，对江青始终敬而远之。
　　黄永胜的私生活到底是怎样的？“9.13事件”后，许多涉及黄永胜的文章把黄永胜描绘成了一个粗鄙不堪的“色情狂”。然而，黄永胜身边的工作人员对黄永胜有两点非常深刻的印象：一是黄永胜喜欢古典音乐，一台古色古香的老唱机放在卧室，一部日本进口的磁带录放机放在洗手间，工作再忙也要不时的听上一段。二是黄永胜平常对人非常严肃，特别是对高级将领，说一不二，难见笑容。但对下属却是另外一种态度，特别宽容。黄永胜的贴身警卫因结了婚不能够再做贴身警卫了，黄永胜要他一定要去军校学习文化，这个警卫不愿意去，黄永胜很不高兴，但还是尊重他，给他安排了一个副师职的位置。不过，黄永胜留下了一句话：“不爱学习，不能够任正职！”
　　1969年，黄永胜身边出了个“李必达事件”。文革前，广州军区政委陶铸从全国各地要了140名大学毕业生想要安排到军区司、政、后机关，逐步实现机关工作人员的知识化。李必达就是这140名大学生中的一个。但是一年后“文化大革命”爆发了，陶铸要来的这批大学生被分配到基层，李必达当上了连副指导员。正巧黄永胜的前任秘书于贯文在这个团当政委。黄永胜自己文化不高，但对能写会画的人很喜欢，李必达擅长诗书绘画，由于贯文推荐给了黄永胜。然而，李必达是一个对毛泽东有着那个时代的人都有的绝对的个人迷信，爱屋及乌，对江青也有着深深的个人迷信。竟连续写了两封信给毛泽东，“揭发”黄永胜和叶群等人在背后 “议论”江青。李必达将其中一封信交给了时任北京卫戍区司令的温玉成，但温玉成把信转交给了林彪。李必达后被关进了广州军区监狱。“九?一三”事件后，李必达得到“平反”。但奇怪的是，李必达现仍以反对林彪集团的“英雄”自居，但并不敢全部公开自己写的信的内容。道理很简单，因为黄永胜说江青的那些“坏话”，现在看来，都是事实。
      1968年3月，原代总参谋长杨成武下台后，经林彪推荐黄永胜担任代总参谋长。毛泽东问林彪，黄永胜是谁？林彪说是广州军区司令员，秋收起义下来的。毛泽东很高兴，说既然是秋收起义下来的，那“代”字就去掉吧，直接当总参谋长吧。
      “九一三”事件前一天，毛泽东不屑一顾地对总参谋长黄永胜说:“我不相信解放军会跟着你黄永胜走！什么总参谋长？打起仗来，我就是参谋总长。解放军跟你黄永胜走，我就到井冈山找红军去！”

      特殊的婚姻家庭
      黄永胜夫人项辉芳。在几名主犯的妻子中，可以说，黄永胜的妻子项辉芳的感情生活是最不幸的。项辉芳是长征干部，2003年去世。文革期间，黄永胜兼任军政大学校长，项辉芳是军政大学校长办公室主任，黄永胜从未到过学校，实际是项辉芳负责。
      1981年1月26日，即在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开庭的第二天下午，项辉芳向学习组汇报了自己的四点思想：
      一、拥护公审林、江集团，拥护公审黄永胜；二、希望组织上在公审后尽快解决他的结论问题；三、她和孩子有些东西在黄永胜原来的住处，怕被当成黄永胜的东西没收；四、她不是黄永胜的家属，再次提出和黄永胜离婚。
      这是一份较有意思的思想汇报，不是简单的划清界限、表明态度。可以证明，项辉芳同黄永胜在感情上存在矛盾。矛盾之一是黄永胜虽已年过半百，但拈花惹草的习性仍未改掉。黄在聂帅手下工作时，因同一个地主的女儿发生不正当的关系，挨了批评后才到东北去投奔林彪。
      到北京不久，项辉芳给叶群写了一封告状信，告黄永胜喜新厌旧、偷鸡摸狗、感情不专一。她没有想到信和汇报都成了后来叶群俘虏黄永胜的王牌。项辉芳在黄永胜被羁押时还蒙在鼓里。而且在这之前，项辉芳不管与黄永胜如何吵闹，但为了攀附林、叶，他们的目标是一致的。
      项辉芳同黄永胜的关系越来越恶化，这在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中已不是什么秘密。黄永胜被羁押后，项辉芳也于1971年12月由中央专案组审查。1978年6月定性为林彪死党，敌我矛盾，开除党籍、军籍，送安徽省监督劳动。同其他被告的家属一样，中纪委于1979年9月宣布对她进行重新审查。
      在漫长的审查中，她已知道了黄永胜的一切，并决计重新开始自己的一切。在军事学院的大院里，人们常见到一个憔悴孤单的女人在夜晚散步。她每月领取六十元生活费，等待和盼望组织上对她的处理和定论。后来，黄永胜被判决后，项辉芳就同黄永胜离了婚。没多久，黄永胜保外就医，因病情恶化在青岛结束了生命。
      黄永胜与项辉芳生有四个儿子：长子黄向阳，“九.一三”事件前在空军司令部作战部当参谋，同林立果一起工作，其妻刘小萍，是广州军区第二政治委员刘兴元的女儿；二儿黄向林，在北京部队某部当连长；老三黄向辉，在广州部队工作，是搞文艺的；另外还有一个幺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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