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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棉花开（报告文学·下篇）【原创·李春雷】
接着，任仲夷深深地叹了一声：“在中国搞学问不容易啊，有风险。”
“是啊，导师提醒我有麻烦，答辩可能过不了关。”
“你已经超出了马克思的书本，人家说你怎么样你就怎么样，说你反马克思你就成了反马克思。”
“我没有反啊，马克思也主张解放生产力，列宁还有‘新经济政策’呢，为什么我们不能借鉴呢？”
“不过你不要怕，时代在进步，你要根据自己掌握的材料，选准自己的研究方向。选准了方向就要坚持下去，坚持自己的学术品格，不要为任何非学术的评价所动。”
……
窗外的木棉树在静静地谛听着，思考着。
谈话时，任仲夷的眼睛一直在慈祥地抚摸着郑炎潮。据不少见过他的人说，任仲夷相貌清奇，最奇迥的就是那一双凸出的大眼：愤怒时猎猎如火，静思时深邃如渊，兴奋时明亮如灯。文革时，造反派画漫画，就抓准他这个特点，三笔五画，就是一副肖像。多少年后，郑炎潮永远铭记着那一双慈祥的眼睛，热热的，亮亮的，像一盏灯，在他的心底温暖了几十年。
这次谈话之后，郑炎潮的论文答辩顺利过关。毕业后，他也走上了经济研究之路，直至成为一名广东优秀的经济学家。
这一年，广东省进一步出台了一系列支持个体私营经济的措施，并组建广东省和广州市个体私营协会，同时划分皮具、服装、美容、饮食、眼镜等行业分会，西湖路灯光夜市、一德路咸杂干果市场、文园电器城、番禺易发商场等专业市场纷纷成立。
“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一时间，广州成了个体私营者的天堂，成了试水者冒险家最早的乐园，大街上挤满了操着南腔北调，提着大包小包的外地批发商……
喇叭裤、牛仔装、运动鞋、电子表、计算器、烫发头、迪斯科、邓丽君……“广式潮流”引发的蝴蝶效应，像春风一样吹绿了全国城乡的角角落落，为正在从动乱和贫穷中走出的12亿国民送上了第一束五彩缤纷的时尚之花。
据不完全统计，截至1985年年底，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个体私营从业人员已经超过500万人。
这五百多万名个体私营企业雇工，连同“三资企业”里的数百万打工仔一起，共同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第一轮中国民工潮，汹涌澎湃，直至今天。
他们为传统的中国带来了时尚，带来了财富，带来了活力，也带来了方向……
那是一个乍暖还寒的时节，一棵初试天地冷暖的幼苗刚刚出土，或冻死荒郊，或傲霜凌寒，只要挺过惊蛰前的冰雪肃杀，她就是天之娇子，她就占领了整个春天。
那是一个意识形态过分敏感的年代，“公”和“私”，“资”和“社”，“左”和“右”，这几个金属般生硬的字块常常在天空中碰撞着，碰撞得火光四溅，铮铮作响，浓雾弥漫，空气中的每一丝颤动，都有可能引爆一场惊雷和闪电……
1981年，广东旅游部门开始组织内地公民香港游，这是中国大陆第一批惊艳的眼睛。
也是在这一年，香港歌星第一次来广州演出。按照多年的模式，歌者只能端庄地站在舞台上，对着固定的麦克风，像做报告一样表演。但是这一次却出了大乱子，唱到兴奋处，这位名叫罗文的著名歌星，一把抓过麦克风，拉起电线，在舞台上边跳边唱，指手画脚，摇头摆尾，煞是陶醉。这一下引来舆论大哗，各地报刊纷纷开炮，痛批“资产阶级腐朽台风”。
炮声越来越响，硝烟越来越浓，任仲夷不得不出面表态，马克思怎么说的？难道站着唱就是社会主义，走着唱就是资本主义？我们共产党的省委应该只管唱什么，不应该管怎么唱。
东方宾馆最早开设了一家营业性音乐茶座，很是火爆。笙歌悠悠中，霓虹明暗里，青年男女在这里唱歌，跳舞，喝咖啡，广州人开始享受一个个温馨浪漫的彩色之夜。
时尚渐起渐盛，街头巷尾处处飘起了港台流行的抒情歌曲，浓浓的情歌情调中，款款而行的是烫发头、喇叭裤、迷彩服、高跟鞋、超短裙……内地传言成虎：广州街头到处是“美军”（因男青年的迷彩服上襻多、兜多，类似美国军服）！到处是妓女！内地一位副省长来广州出差，看到种种场面，气愤得在旅馆里擂墙大哭：“没想到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竟然变成这个样子了！”还有一位老将军，更是跺足捶胸，仰天长叹：“靠这一代年轻人当兵上战场，我们部队如何能打胜仗？”于是向中央写信控诉，痛骂广东，坚决要求“收复失地”。
1981年4月，国务院副总理万里来广州督导疏港（因广东进出口量剧增，港口吞吐量太小，致使不少外国货轮无法报关，在公海等候，形成国际纠纷），看到大街上的花花世界，这位中国农村改革的先行者也有些担心，便正色相劝：“仲夷，还是管一管吧，北京议论很大啊。”
任仲夷半开玩笑地说：“万里同志啊，我们要管大事，这些生活小事还是随他吧。留胡子，我们共产党的祖师爷马克思就是大胡子。穿喇叭裤有什么不好，我们老祖先在唐朝就开始穿了。至于迪斯科，不就是蹦蹦跳跳扭扭屁股吗？男女并不贴身。我们过去跳交谊舞，可都是男女搂在一起的。在延安时，我们党的领袖们不是每个周末都举行交谊舞会吗？”
白天鹅是第一个来粤试水的海外来客。
这是中国大陆出现的第一家五星级宾馆，由香港霍英东先生投资，设计楼高四十多层，是当时广州的最高建筑。可想而知，白天鹅从开工的第一天起，就引起国内舆论热议：“共产党怎么能和资本家签约呢”，“五星级宾馆里允许开妓院”……
白天鹅本来是涉外宾馆，服务对象是港澳台外地客商，可是为了汇聚人气财气，1982年试营业时，霍英东决定向全社会开放。于是，门童的斑马裤、迎送小姐的旗袍、银制的餐匙、精致的牙签、室内的瀑布等等都惊爆了广州人的眼球。
可好景不长，尴尬事接踵而至。原来不少广州人此时还没有见过牙签、餐巾等一次性用具，顺手就牵走了。当时卫生纸在普通市民中还未普及，因此酒店卫生间的厕纸也成了抢手货，一天就要补上几百卷。更让店方痛惜的是，一些男青年穿着时髦的带有铁掌钉的皮鞋，在大理石地面上随意踢踏，留下了难以修补的斑斑点点。
宾馆不得不有所规定：衣冠不整者禁止入内，皮鞋掌钉者禁止入内，并在门口专设了拔除铁掌钉的工具和工作人员。
这一来，引起举国诉讼，羊城内外，南北媒体，口诛笔伐，气势汹汹地围攻这一只刚刚出巢的白天鹅：根本不合中国国情，倡导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歧视国人，是旧中国“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翻版。
霍英东忧心如焚，悔恨自己投资大陆过于冒险了。
苦恼中的霍英东决定在白天鹅请任仲夷吃一顿饭，于是便试探着发出了一份请柬。
身边人员劝说任仲夷，这种场合还是不要去了吧，一旦出席，明天的香港报纸就登出来了，北京也都知道了。你吃一顿饭，人家就会说你与资本家穿连裆裤，是把兄弟。
他边打领带边笑哈哈地说：“广州和香港不是把兄弟，而是亲兄弟，不仅合穿连裆裤，还同吃一个奶（指同饮珠江水）。今天亲兄弟请客，又是一个出名的好机会，我为什么不去？况且，谁规定共产党的省委书记不能去五星级酒店呢？”
席间，面对着境内外的新闻记者，西装革履的任仲夷与港澳各界商人谈笑如故友，满堂生春风。
霍英东喜出望外，唤来纸笔，请他题词。他环视大家：“题什么好呢？”稍稍构思，援笔立就，是李白的浪漫诗句：“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白天鹅起飞之后，李嘉诚、胡应湘、郑裕彤、利铭泽、李兆基等港商投资的中国大酒店、花园酒店也先后落户羊城。接着，连官方的东方宾馆也扩建成了五星级。
1985年，中国公布了大陆第一批五星级酒店，共5家，前4家全在广州。
一场突如其来的风暴，几乎击碎了广东的春天。
那是1982年的早春二月。
广东率先放开物价等几项大胆的经济改革引起了各地恐慌，在价值规律的作用下，国内流通渠道里原本十分匮乏的商品物资纷纷流向广东，周边几省惊呼“广东是特区，我们变灾区”，于是在省界各路口设立岗哨，严查过往物品和商贩。财政、经委、计委、税务、工商、外贸、物资等国家机关也叫苦不迭，因为当时实行严格的计划经济，而广东的市场经济是对全国一盘棋的巨大冲击。还有意识形态的开化和自由，也让内地省份视若洪水猛兽、瘴氛瘟疫。这一切，都使得中央高层屡屡震怒，某领导人曾严厉斥责：“任仲夷还是共产党员吗？”
风暴在云层里剧烈地酝酿着。
伴随着经济的突飞猛进，广东沿海也出现了较为严重的走私现象。于是，走私事件便成了这场风暴的导火索。
1982年1月11日，中央以2号文件形式下达了一个《中共中央紧急通知》，矛头直指广东，言辞之烈，让人心惊肉跳：“对于这个严重毁坏党的威信，关系我党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全党一定要抓住不放，雷厉风行地加以解决。对那些情节严重的犯罪干部，首先是占据重要职位的犯罪干部，必须依法逮捕，加以最严厉的法律制裁。”
文件下达后，中纪委主要领导立即带队进驻广东，调查办案。
不难想象，此时的南粤大地已是山水战栗，群鸟惊飞。
事态还在继续恶化。2月上旬，中央书记处紧急电令广东所有的省委常委立即进京开会。接到通知，任仲夷大惊失色！本党对某一个省委采取如此特殊的严厉措施，在建国之后还从未有过。
会议气氛极为严峻，中央大员纷纷发言，认为这是“资产阶级又一次向我们的猖狂进攻”，“宁可让业务上受损失，也要把这场斗争进行到底！”因为“文化大革命”后已经宣布不再搞政治运动，所以就讲这场斗争是“不叫运动的运动”，“决不能手软！”由于过去对走私罪没有规定死刑，会上就有人提出要修改刑法，要准备枪毙一批人。某领导人在讲话中明确表示，广东已经变了颜色，过去的租界就是糊里糊涂送给外国人的，经济特区就像当年的租界。还认为，广东这样的地方，是资本主义的熟门熟路，不应当用思想解放的人，必须用金刚钻。
任仲夷两耳轰鸣，五脏俱裂。
会议结束后，他扛着一颗覆满白发的沉重的脑壳，踉踉跄跄地回到了广州。可刚刚坐稳，胡耀邦的电话又急急火火地追了过来，说书记处将会议情况向中央政治局常委作了汇报，政治局常委认为广东的思想还是不通，有些问题还没讲清楚，明确指令任仲夷一个人马上再次回京。
这就是社会上传说的所谓“二进宫”。
见面后，胡耀邦代表政治局常委再次对广东进行严肃批评，并希望他站稳立场，明确表态。最后，责成他给中央政治局写出一份书面检查。
任仲夷呆若木鸡。
胡耀邦摊开双手，同情却又无奈地说：“我都（口头）检查了啊。”
当天晚上，任仲夷回到宾馆后，枯坐无言，感慨如海。参加工作近50年，他还从来没有写过检查。文化大革命中，他曾受到过一千多次万人以上的残酷揪斗，鞭鞭见血，唾液满脸。一年冬天，红卫兵把一桶臭臭的墨汁兜头浇下，棉袄棉裤全湿透了，他彻底被涂成了黑人。虽然皮肉受苦，脸面受辱，可他的心底是坦然的，清白的。但这一次，他是违心的，扭曲的。作为一个历经政治运动的省委第一书记，他清楚这份检查意味着什么。但是，如果不承担这一份责任，不仅自己过不了关，整个广东的干部都难逃一劫啊。
夜色如铁，冷月如冰。昏黄的灯光，映照着任仲夷乱草般的白发，和乱草般的愁绪。47年前，就是在这里，就是在北京，自己还是中国大学的一名学生，秘密加入了共产党，从此舍生忘死，投身战火。建国后，从最北端的黑龙江，又到最南端的广东，兢兢业业为党工作一辈子，总还算是一个合格的党员吧，难道中央真的要开除自己的党籍吗？他的心在颤抖，在泣血，他哆哆嗦嗦地拿起了笔……
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一直在挂念着这一份沉痛的检查。退休后，他曾多次向有关部门申请，想复印一份，留作永远的纪念，但至死也未能如愿。
书面检查虽然交上去了，但另一道难关却在广州等待着他。
如何向全省传达会议精神呢？广东的各项改革刚刚开始，正是如火如荼的时候，如果把会上实况全部传达下去，势必会浇灭大家的热情。还有，会议明确指示要查处一批干部，但他坚信，广东的干部除极个别害群之马外，绝大多数是清白的。面对这些披荆斩棘、冲锋陷阵的亲爱的可敬的勇士们，他如何能下手呢？
几天之后，全省三级干部大会庄严肃穆地开幕了。
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各路诸侯早就闻知了中央会议的内幕。不少人战战兢兢，如临大难，有的人干脆带来了行李，准备接受随时可能到来的审查和询问。
但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是，在会上，任仲夷仍然轻松自若，谈笑风生。他在强调“打击经济犯罪”的同时，重点强调的仍然是“改革开放坚定不移”，希望大家进一步放开手脚。别的省领导私下劝他：“都什么时候啦，还讲这些，最近北京的报刊都不讲啦。”他说，中央文件并没有不让讲啊。
讲到大家最为关心的干部处理问题时，任仲夷霍地站了起来，深深地注视着在座的各位，双目炯炯似火，然后，慢慢地却是庄严地、斩钉截铁地承诺：“只要没有往私人腰包里装钱，而是按照省委部署抓工作的，即使出些问题，也由省委负责，主要由我负责！”
这时候，整个会场鸦雀无声，旋即掌声雷动，泪飞如雨。
广东的那一批干部至今都在感谢任仲夷。他们说，如果任仲夷是一个明哲保身的官僚，或者是一个胸怀野心的政客，他完全可以顺着高端的旨意，严厉清查干部队伍，进行人人过关，撤职一批，判刑一批，甚至杀掉一批。他自己不仅可以金蝉脱壳，顺利过关，而且还可以博取上悦，邀功讨宠。如果那样，广东肯定会是另外一种样子，广东就没有今天！
这一场风暴总算过去了。但是，有谁知道任仲夷为此付出的是一个怎样沉重的代价。
那一年的秋后，中共“十二大”即将召开，以他的资历、能力、政绩和威望，本来已经被列入中央领导班子的考察人选，并很有可能出任十分重要的职务。但他到广东后的所作所为，引起了太多的是是非非，惹恼了一个庞大的保守派群体，他的名字最终被删除了，并且永远地被删除了。
历史上的改革者大抵如此，他们在革除社会痈疽的同时，也往往革除了自己。
香一年，臭一年，香香臭臭又一年。
在这香香臭臭、坎坎坷坷的雾途中，是任仲夷和岭南人倔强的背影。
走私事件之后，中央政府及有关部门将下放给广东的外贸进出口权收了回去，内地一些省市也采取措施，把广东运往各地的许多物资当作走私物品扣压、冻结。广东的供销人员到外省市进行正常的业务活动，也受到冷落，有的还被当作走私分子看待，轻者搜去证件，重者无理扣押，有些省市甚至明确表示不准供销人员去广东做生意……
全国各地的邮政部门对来自广东境内的邮品也格外虐待，随意拆封检查，在他们的意识里，广东就是全国黄货毒品的老巢，精神污染的源头。
这种现象也渗透到了意识形态领域。在那些年拍摄的电视和电影中，几乎形成了一个固定模式，大凡经济领域的反面人物都被刻画成了广东人，说一口粤语。这种现象甚至一直遗误到今天。
一段时间，北京曾有这样的传言，要将任仲夷撤职，开除出党。
经济特区的思路是邓小平提出的，但是几年来，他一直在观察，在思考，不否定，也没有肯定，他只是说：“深圳经济特区是个试验，路子走得是否对，还要看一看，搞成功是我们的愿望，不成功是一个经验嘛。”
境外不少媒体就此大肆渲染，夸大中共高层的分歧，说深圳只是一个试验品，很可能是牺牲品，最后肯定还要斩马谡。
那些年，中国的经济改革正是全面探索时期，连国务院的官方文件中也表示“要摸着石头过河”。的确，在那个复杂的年代里，在那个特殊的环境中，处在那个敏感的位置上，任仲夷需要摸的石头太多了，不仅有经济的，还有政治的，文化的，稍不小心，这些石头们就会突然飞起来，无情地砸破他的头。
他的秘书琚立明告诉我，年岁的逐渐增大，工作的极度繁忙，心理的重重压力，再加上生活习惯上的巨大差异，使得任仲夷的健康状况频频亮起红灯。他的牙齿早就全部脱落了，满口假货，吃东西很不方便，且极易损坏，常常要去看牙医。
1983年春天，任仲夷明显感到心律不齐，去医院检查，连医生的脸都白了：他的心跳竟然每天比正常人早搏3万次。劝他马上动手术，他笑一笑，说自己身体好能抗得住，拒绝了。又劝他半天工作半天休息，可这无异于与虎谋皮，怎么可能呢？
任仲夷的工作量之大让人难以想象。有一个细节可窥一斑，他在任期间极少乘坐轿车，他的专车就是一部12座的丰田面包。为什么？就是为了利用路途时间便于听取汇报和讨论开会。面包车就是一个流动的办公室，而他就是一台永远不知疲倦的机器，每时每刻都在高速地高效地运转着……
驾驶着羸弱的身躯，背负着繁重的压力，任仲夷像一个无所畏惧的孤胆英雄，高擎着自己的灵魂之火，透支着全部的生命能量，义无反顾地行走在广袤的岭南大地上。他在探求着一条道路，他在追寻着一个梦想。
那是百姓的福祉，那是文明的微笑，那是人类的大道！
……
他的胆囊又开始隐隐作痛了，愈加剧烈，发展到腹胀，厌食，疼痛难忍。
1984年元旦过后，他被送进了医院。胆囊结石，严重发炎，必须马上切除，否则，腹背受敌，危及生命。
手术开始了，所有的医生简直惊呆了，做了这么多例手术，还从来没有见过如此畸大的胆囊，畸大的胆囊被撑得鼓胀胀的，随时可能爆裂，像一个熟透的桃子。打开桃子，医生们更是叹为观止：里面塞满了16枚圆圆滚滚的结石，大的像鹌鹑蛋，小的似花生豆、黄豆、豇豆……
哦，怪不得老家伙如此生猛，原来他的胆囊里揣满了石头！
哈维尔说：政治是求得有意义的生活的一种途径，是保护和服务人的一种途径。
但在中国，政治是一个复杂、危险而又甜蜜的特殊职业，官员们大都只是在使用和享受着政治的特权和舒适，而很少去理解和履行真正的政治责任。其实，真正的政治家，并不仅仅是那些手握国柄、经略风云的股肱巨擘，而是每一个公务员，是不是在各自所处的岗位上尽到了应尽的社会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说，绝大多数的人都有所欠缺，而任仲夷则是一位伟大的政治家。他在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的任职上，竭尽全力，敢踩逆流，不避斧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岭南开太平，尽到了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所能尽到的几乎全部天职。
但他又是一个清醒的现实主义者，他阅尽沧桑，大彻大悟，洞察世事，知其能所为，亦知其不能为。这就注定了他的一生是一位奋勇的开拓者，冒险者，同时又是一位清醒的孤独者，失落者。
任仲夷退休的1985年，广东的经济总量已经跃居全国第一位。岭南大地已经全面发酵，物阜民丰，山河肥美，而只有他自己萎缩了。他的体重比上任时减少了近30公斤，身材也矮小了5厘米，他瘦弱成了一个干巴巴、颤巍巍的岭南阿公……
卸任前，他又一次去了深圳。站在文锦渡口，眺望着两岸星河般灿烂的灯光，他笑了，他的笑容一如这星河般灿烂。
他挥挥手，他要告别这一片灿烂的星河了。
这是一次平静而隆重的谢幕……
任仲夷退休时，中央本已安排他到北京定居。但是，他的感情已经在这里深深扎根，他决心把自己的余生交给这片土地了。
生为岭南人，死亦岭南土。
他的身体在一天天地衰老下去，像一株粗皴枯朽的木棉树，但他思维的枝叶依然滴青流翠，他激情的火焰仍旧喷薄迸溅。而且愈到晚年，其情愈殷，其心愈烈，烈烈如火，殷殷似血。他用颤抖的双手高捧着自己滴血的心脏，向他的后人向这个民族奉献着最后的真诚……
他惋惜邓小平的主要不足是没有利用自己的崇高威望，在经济改革基本成功之际适时地进行政治改革。
他大胆建议，中国可以借鉴经济特区的成功经验，创办政治特区，例如把海南岛划分出去，进行民主试验，然后再逐步推广。
对于“和谐社会”建设，他也有着自己独特的慧解：“和”由“禾”与“口”组成，意为人人有饭吃；“谐”由“言”和“皆”搭配，含义人人可说话。所以，和谐社会的基础应该是经济发达，生活富裕，社会民主，言论自由。
……
哦，人之将死，其言亦善。让我们理解这位可敬的老人的一颗大爱之心吧。
任仲夷晚年交往的多是激进派民主人士。2004年3月的一天，他突然吩咐儿子把家院的门槛锯掉。家人大惊，原来是北京的好朋友于光远要来了。于氏小他一岁，已经瘫痪，出行需乘坐轮椅。于光远到来后，90岁的他颤巍巍地推着轮椅上的老友，慢慢地在东湖边散步、聊天，累了，就坐下来，静静地看着湖畔晚霞般漫衍的猩红的木棉花，那是生命的火焰，那是岁月的叹息，那也是他永远的遗憾和隐痛啊……
公元2007年11月，我去采访的时候，任仲夷已经逝世两周年了。
我穿过繁华的广州街市，去银河公墓凭吊。浩瀚的碑群中，静静地矗立着一块普通的石碑，碑面上只是嵌刻着他的名字。如果不注意的话，来往的人们根本不会联想到他。可他的碑石似乎是一块奇异的磁铁，吸引了几乎所有人的目光和脚步。人们站在他的面前，垂首弓身，默默地致敬，或上前抚摸一下石碑，似乎在与主人对话，似乎在与主人握手。而那块幸运的碑石，早已被抚摸得光光亮亮的，像老人慈祥的笑脸。
他的儿子告诉我，临终时，任仲夷早已不能言语，但意识里仍然半明半昧，交代完遗言后，似乎仍有牵挂，便用手指为笔，在儿子的手掌上哆哆嗦嗦地写字，让把生前所用的老花镜、放大镜、收音机、钢笔与他的骨灰放在一起。
哦，可爱的老人，即使在天国里，他也在惦念着这片土地，凝视着这个民族……
我相信，1000年之后，当广东的后人们在数念起20世纪时，仍然会敬重他的名字。
岭南的疆土上肃立着数不清的木棉树，像一枚枚火炬，在默默地燃烧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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