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木棉花开（报告文学·上篇）【原创·李春雷】
到广东上任的时候，他已经66岁了。面皱如核桃，发白如秋草，牙齿全部脱落了，满嘴尽是赝品。心脏早搏，时时伴有杂音，胆囊也隐隐作痛。但他显然还没有服老，1．71米的个头，80公斤的体重，敦敦实实，走起路来，风风火火，踩得地球“咚咚”直响。
省委门口有一个副食店，每天凌晨3点钟，黑黝黝的寒风中，市民们揣着鱼票、油票、糖票等花花绿绿的票证，开始在这里排队抢购。什么物资都缺，广东产鱼，广东人更喜欢吃鱼，可市民们每人每月只有5角钱的鱼票，还不能保证供应。副食店7点30分才开门营业，买鱼的队伍长长的，比鱼还多。排在前面的阿公阿婆太困了，要回家再睡一觉，就放下一个替身：一把凳子，一顶帽子，或一个菜篮子……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他又来到了深圳的文锦渡口。放眼望去，河对岸就是英国政府租管的香港，高楼大厦，灯火璀璨。而自己这边呢，黑灯瞎火，四野无声。
就在一年前，这里曾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大逃港事件。十数万饥民扶老携幼，面对着荷枪实弹的边防军，冒死闯关，出逃香港。一位村党支部书记向着黑压压的人群哭喊：“跟我回去！跟我回去！”因为跑过界河的人群中，还有他患难的妻子。但隔着界河抛过来的却是一句比石头还要生硬冰冷的诅咒：“死了以后骨灰都不要吹回这边来！”……
黑格尔称中国历来就是一个“灾荒之国”，亚当•斯密则认为中国下层农民的生活状况,比欧洲的乞丐还要凄惨。
枯黄的秋风吹乱了他的满头白发和满心愁雾。
这一顶白发，这一腔愁雾，就是1980年11月的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
疯狂的年代过去了，苦难的中国终于找到了自己的轨道，而濒临香港、澳门和台湾的广东省还是一片低地。长期以来的战争思维，国家在这里基本上没有工业项目投资；交通更是落后，京广铁路在广东境内竟然全是单线。从广州到珠海、深圳，中间都要转乘四、五次轮渡，需要花费一天的时间；农业也不行啊，是全国最大的缺粮省份，虽然国家每年调进5亿公斤，但仍是饥肠辘辘，路人相闻。1979年全省工农业生产总值人均只有520元，远远低于全国平均数字636元。还有一个数字更让粤人汗颜，偌大的广东省，面积是香港的200倍，而每年的创汇总量却不足人家的十分之一。与台湾相比，更是无法同日而语。
台湾海峡对岸的蒋经国一直在宣称，让共产党划给他两个省，看看国民党的治理水平。香港、澳门也像两颗复杂的眼睛，在冷眼观望着这一块沉浮未定的大陆。
也许正是这诸多的原因，中央政府才下决心在广东试办特区，先行一步。于是，就选派了他。
应该说，在共产党的高级干部里，任仲夷是一位少有的既懂政治又懂经济的通才。青年时代他在中国大学攻读的专业就是政治经济学；抗战时期，他就主编了党内第一本《政治经济学》教材；建国后长期担任黑龙江省委书记，他的政绩至今仍活跃在松花江畔；主政辽宁三年，这个“文化大革命”的重灾区不仅政局平稳，经济发展更跃至全国三甲之列。
可他毕竟已经年近古稀，又是第一次来广东，这一片土地，能接受他吗？
省委大院里植满了榕树，这南国的公民，站在温润的海风中，悬挂着毛毛茸茸、长长短短的胡须，苍老却又年轻，很像此时的他。
但他似乎更喜欢木棉树，高大挺拔，苍劲有力。忽地一夜春风，千树万树骤然迸发，那硕大丰腴的花瓣红彤彤的，恰似一团团灼灼燃烧的火焰，又如年轻威武的丈夫，用刚健的臂膀挽着娇美的新娘，虽然来去匆匆，却也轰轰烈烈……
他的血液像珠江一样奔腾起来。
他摸了摸满头秋草，似乎那是蓬蓬勃勃的南国春芽……
查阅中国统计年鉴：1978年广东省的经济总量为185亿元，列全国第23位。可仅仅到任仲夷离任的1985年，广东已经赫然位居榜首。短短的几年时间，这是一个怎样超常规的跨越！
20多年后，回味那一场不太遥远的战争，好多故事仍然令人瞠目结舌，不可思议。
放开物价、市场经济、私营企业、出让土地、政企分离、股份制、外资银行……在那个严格的计划经济体制年代里，这一切都无异于玩火弄险，又无异于雾中疾行，而路途中又是一个个隐蔽的雷区，随时都有可能被炸得人仰马翻……
2007年8月，我应邀到广州采访丰田汽车公司，晚上和广东作家吴东峰、鲍十诸位喝茶，聊及广东经济已超越香港、新加坡和台湾时，话题自然而然地谈到了已故的任仲夷先生。吴东峰兄感叹道，任仲夷是广东的恩公，实在应该写一笔。此时，窗外桂兰氤氲，室内茶香浓浓。我心内猛然一顿，似乎感应到了一个使命的召唤。
在哈尔滨，我曾听到关于他亲手研制和推广冰灯的传说，那里的人们至今仍然尊称他为“冰灯之父”；我也去过辽宁，他冒险为烈女张志新平反的故事更是妇孺皆知。其实，在座各位并不知晓，我与任仲夷本是同乡，相距不过百里，他的传奇在我们冀南一带也早已广为流传。
于是，年底的时候，我再次赶到羊城，开始了有关任仲夷的采访。
很多广东人至今仍能清晰地记得当年的“鱼骨天线”风波。
经济状况稍稍好转，广东沿海地区的不少家庭开始有了黑白电视。可有了电视却没有可看的节目，大陆电视台节目频道少，信号不稳，且播出时间太短。很快，不知谁发现了一个好看处，那就是香港电视节目，只需要一根带有放大器的鱼骨架形天线，用竹竿伸进天空，指向东南方向就可以直接收看。于是，美味的食品，漂亮的服饰，欢快的主持人，批评总督的辩论，自卖自夸的广告，还有邓丽君的情歌，恋人的拥抱和接吻……哇噻，香港人竟然是这样生活的！资本主义社会原来就是这般模样？
一时间，家家户户效仿，很快就普及到了整个珠江三角洲。连广州市的高高矮矮的楼顶上也发豆芽般地长出了密密麻麻的鱼骨天线，像向日葵一样，仰望东南。
当时正值全国舆论开始猛烈围攻广东的时候，“鱼骨天线”事件不啻是火上浇油，再次引爆了海潮般的谴责声，又赶上中央主抓意识形态的负责人正在酝酿发动“排除精神污染”活动, 广东更成了众矢之的。
“香港电视每分每秒都在放毒！”
“广州已经香港化了！”
高层某领导公开批评“广东变修了，变烂了！”有关部门更将此定性为“反动宣传”，必须“坚决打击，依法严惩”。不少内地城市甚至打出了“反对广州的精神污染”的标语。
“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属于意识形态的高压线，是当时最敏感的政治问题。迫于压力，广东省委、省政府紧急制订措施，严禁收看香港电视，对违反的党员干部进行严厉处分，并严令各地派出工作组，动用消防车逐村逐户地强行拆除。特别是每每有中央领导人莅临广州，位于东莞某地的一个大功率干扰电台就会施放出强烈的干扰信号，使整个珠三角地区的电视屏幕里飘满茫茫大雪。
老百姓竟然想出了一个当年对付日本鬼子的办法：空舍清野。工作组未进村，消防车刚出动，家家户户的“鱼骨天线”就快速地撤下来，夜幕降临之后，再悄悄地送上屋顶，当地人称之为“晚上升旗，早晨降旗”。有的党员干部家庭被查住了，也有解释：“孩子老婆不是党员，他们觉悟低，是他们看的。”无法处分，只能收缴。但仅仅是在当天晚上，另一架鱼骨头就伴随着恶毒的咒骂声再一次升上了天空。
群众骂声如蝉鸣蛙鼓，鱼骨天线似春树满山。于是，全省各地的数百辆红色消防车，像热锅上的蚂蚁，四处出击，疲于奔命，焦头烂额，各地收缴的鱼骨天线像柴垛一样堆成了小山，又成吨成吨地卖给了炼钢厂。
外商们意见更大。此时，佛山、南海、江门、中山、顺德、东莞和惠州一带的“三资企业”正在渐成气候，无数的港、澳、台客商及东南亚华侨资本如过江之鲫，纷纷来穗试水。他们都在驻足观望：连香港电视也不让看，还算什么经济特区？我们的生意怎么做？我们的信息哪里来？我们的娱乐何处寻？
鱼骨天线，恰如鱼骨在喉，顿时成为任仲夷最为棘手的火辣辣的难题。
广东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张作彬告诉我，当时的省委真是左右为难，中央三令五申，严禁收看，坚决拆除，而城乡群众怨声载道，情绪激烈。长期下去，不仅进一步激化干群矛盾，而且将严重影响外资的进入。任仲夷苦思许久，终于下定了决心。一天，他打电话把张作彬找去，给他布置了一个特殊的任务。
1983年5月上旬的一天，张作彬带着两名干事，悄悄赶到深圳，住进了临近香港的一家旅馆里，专门找了一台信号清晰的电视机，三天三夜没睡囫囵觉，把香港电视所有的节目一一记录下来，并写出了一份调查报告，交给了任仲夷。报告中分析，香港两家电视台的电视剧和综艺节目，是为了迎合一般香港市民的口味而设计的，比起还处于起步阶段的大陆电视剧和文艺节目，自然具有较大的吸引力。而知识分子喜欢的是香港电视台快捷的新闻，尤其是那些转自CNN、BBC的快讯，中央电视台要么没有，要么隔一天才能看到。低俗无聊的节目时有所见，而黄色和反动的宣传几乎没有。
几天之后的一个上午，任仲夷来到省委宣传部，召集宣传文化系统负责人开会，正式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
采访时，我想方设法找到了这份当年记录的讲话稿。
在这份约5000字的讲话里，他主要谈了两个问题。一是不提倡看香港电视，要与中央保持一致。第二就是要千方百计办好自己的广播电视节目，丰富群众的文娱生活。
正是在这个讲话里，他第一次提出了那个著名的观点：“排污不排外”。 自觉排污是必要的、明智的，但决不能因噎废食,笼统地反对一切外来思想文化，盲目排外是错误的,愚蠢的。排污要分清界限,要排真正的污，对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优秀的文化成果,我们不仅不能排斥,还应当积极地吸收借鉴。
在整篇讲话里，对于拆除鱼骨天线和干扰香港频道，他只字未提。
就在此后的不长时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来到广州，住进了珠岛宾馆。按照惯例，服务员把他房间电视的香港频道全部锁闭了。任仲夷发现后，马上吩咐把所有的电视频道全部打印出来，放在电视机旁边，方便客人选择收看。
连续几天，胡耀邦始终没有提出什么意见。
从此之后，香港电视在任仲夷的任期内再也没有受到强行干扰，鱼骨天线也成了南粤大地一道独特的风景，在悄悄地却是猛烈地发酵着传统的岭南意识……
正是这个时候，发酵的珠江三角洲像一个硕大无朋的香喷喷的蛋糕，依靠毗邻港澳的独特地理优势和侨乡众多的人文优势，以较低的土地价格和充足的廉价劳动力吸引了大量外资的直接进入，尤其吸引了港澳台制造业的大规模转移，以“三来一补”（来料加工、来样制作、来件装配、补偿贸易）为主要贸易形式的外向型企业迅速遍布城乡，如春风野火，熊熊燎原，形成了星河般繁密的群落，掀起了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一轮经济大潮……
搬掉罗湖山，填平罗湖洼地，是深圳特区建设的第一项大工程。可刚刚开工，就遇到了种种人为难题，任仲夷不得不亲临现场融通。
正是从这个问题中，他又发现了一个更大的问题：特区的领导班子不够协调团结，靠这个班子打不开局面，更别说“杀出一条血路”了。经与刘田夫、梁灵光、吴南生等人协商后，决定马上动手调整。
经过多方考察后，他认定省委常委、广州市委第二书记梁湘是最佳人选。
身材魁梧的梁湘是军人出身，建国之前即随叶剑英南下接管广州，他不仅是一位具有开拓精神的实干家，还十分熟悉城市管理和经济工作，更重要的是，他身上充溢着一种饱满的理想主义激情。
但62岁的梁湘毕竟是一位老资格的省级干部了，而且性情刚烈如火。他明确表示不去深圳，愿意继续留任广州。
反复谈话，梁湘仍不情愿。不少资料在叙述这一段历史时，都记载了一个相同的情节：梁湘曾为此与习仲勋大吵一架。这应是笔误或者是以讹传讹，因为习仲勋此时早已离开广东工作。如果有此事，吵架的对象应是任仲夷。这的确是一个颇具戏剧性且无比珍贵的文学细节，只是缺少鲜活文字的详细描述。采访时，我曾刻意搜寻，但因为两位当事人俱已作古，当时无人在场，笔者又不能妄自虚构，所以只好望风而叹了。
不过，任仲夷并没有轻易放弃，他再一次地约见了梁湘。
这一次的谈话，他的秘书琚立明正好值班。那是1981年1月的一天晚上，心事重重的梁湘步履蹒跚地走进了任仲夷的办公室，这可以从他的满脸愁云里看得出来，也可以从他上楼时拖沓迟缓的脚步声中听得出来。任仲夷微笑着从座位上走出来，与梁湘握手后，又亲自为他沏了一杯热茶，而后就随意地坐在了旁边的一把竹制躺椅上。
据琚立明回忆，一直到凌晨时分，任仲夷办公室的门才缓缓打开。他进去的时候，两人的正式谈话已经结束，原本诙谐幽默的梁湘又回复了本性，他似乎刚刚讲了一个广州时下流行的笑话，任仲夷猛然“哈哈”大笑起来。他仰躺在竹椅里，一前一后地晃悠着。雪亮的灯光下，浑圆的银白色的笑声在四壁间清脆地撞击着、回响着，他头上的丝丝白发也仿佛是一绺绺导电的钨丝，在闪烁着明晃晃的光泽。
1981年2月，梁湘慷慨赴任。
随后，任仲夷又从各地选调一批专业对口、德才兼备的精锐干部，为深圳特区打造了一个特别能战斗的领导班子。
从此之后，深圳特区建设踏入快车道，开始上演一幕幕惊天活剧！
但是，一切都在试验探索，樊篱重重，荆棘遍野，跨越常规，冲破体制，特事特办，很多创举连最高决策层也无法表态，这就使得深圳的道路显得格外地血腥和惊险。
1982年春天，深圳市政府与外商合资开发土地，并出台了相关地方法规。一时间，舆论如鞭似刀，黑云压城，“深圳除了九龙关门口仍挂着五星红旗，一切都已经资本主义了”，“姓梁的把国土主权卖给了外国人，是卖国贼！”……正在这时，中央针对广东开展了大规模的反走私斗争，而深圳又深陷其中。更让人惊骇的是，中央有关部门还专门下发了一个白头文件《旧中国租界的由来》，直接针对深圳，使得政治气氛骤然紧张！在高层会议上，某领导人甚至声言“要收回失地”，“要杀一批头”。果不其然，不久之后，广东海丰县委书记和一名副书记就被枪毙了……
向来敢说敢干，敢冒风险的硬汉梁湘此时也胆怯了，常常紧锁双眉，沉默不语，缓缓踱步，狠狠抽烟。
梁湘当年的秘书邹旭东清清楚楚地记得，就在这气氛最为肃杀的一个多月里，平时很少亲临的任仲夷竟然连续三次来到深圳，时间分别是2月2日、2月18日和3月6日。每次到来后，除与市委领导班子全体成员见面外，重点就是与梁湘谈话。最后一次谈话是在任仲夷下榻的宾馆房间里，关着门，吩咐谁也不许打扰，一直谈了3个小时。两人谈了什么内容，谁也不知道，但送别任仲夷时的场面大家都印象深刻：两人紧紧握手，相视无言，一个笑靥如菊，一个满面春风。
从此之后，梁湘如释重负，依然故我。
地球人都知道，正是在这短短的几年时间内，深圳以她特有的“深圳速度”，从一片偏僻的小渔港蜕变成为一座繁茂的大都市，成为面向世界的最靓丽的东方形象……
几年后，67岁的梁湘悄然卸任。站在市府大楼门口，面对着近千名依依不舍的深圳人，他满眼泪花，哽咽着说:“如果我必须生一千次,我愿意生在这个地方;如果我必须死一千次，我也愿意死在这个地方！”那一天阴云密布，电闪雷鸣，但所有的人都黯然不动，任凭冷雨浇淋。梁湘汪然出涕，猛地扔掉雨具，双手抱拳，大声鸣誓：“我在此先立下遗嘱：死后骨灰安葬在梧桐山上！”说到这里，整个深圳泪流滂沱，嚎啕失声。
历史已经证明，梁湘是这座城市的英雄！而成就梁湘的正是任仲夷！
他们之间肯定有着太多的故事和秘密，只是可惜无法探知了。但有一个细节让我感慨不已：多年以后，梁湘病重，八十多岁的任仲夷不顾年老体衰，多次亲趋探望。病危通知书下达之时，任仲夷正在医院输液，听到消息后，他马上拔掉针头，执意让家人搀扶着，赶到病房，紧紧握住梁湘的手，无语凝咽，老泪纵横……
在采访中，我还听到一个任仲夷和袁庚的故事。
深圳腾飞的同时，位于其西部一隅的蛇口工业区也以惊世骇俗之举引起社会瞩目。蛇口工业区隶属于国家交通部，管委会主任袁庚也是一位老干部，曾任中国驻印尼雅加达总领事馆领事、交通部招商局常务副总经理，此人有胆有识，敢作敢为。任仲夷经过多方考察后，深知此人是一个不可多得的干才，考虑到特区工作过于繁重，而梁湘又身兼两职，便以省委的名义向中央推荐袁庚拟任副省长兼深圳市市长。中央组织部经过相关程序后，同意省委意见，并颁布了任命。
可是，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袁庚竟然拒不赴任。他表示蛇口的改革试验刚刚全面启动，自己不愿离开。另一个原因是自己与梁湘性格相近，一山二虎，恐生矛盾。更主要的是本人无意为官，决心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作一些实质性的探索。
任仲夷经过慎重考虑后，理解并同意了袁庚的请求。后来又反复向中组部解释，最终收回成命。
不久之后，任仲夷主持省委常委会，专门为蛇口工业区制定了一个“31号文件”，赋予四大特权，使之成为中国大陆上第一个真正实现政企分离的企业，为袁庚的改革扫平了道路。果然，蛇口很快便成为中国最先锋也是最鲜亮的“改革试管”。
如果说深圳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皇冠，那么蛇口就是这顶皇冠上的明珠。
深圳和蛇口，梁湘和袁庚，相互避让，相得益彰，成为一段历史佳话。
那一年，青涩男孩郑炎潮还是华南师范大学的一位在读研究生，专业是经济学。
这时候，他用自己的眼睛惊奇地发现了一个天大的秘密：马克思经典著作与广东现实之间竟然存在着尖锐的矛盾！
按照马克思《资本论》中的界定，个体经济的雇工不能超过8人，超过这个数目就不是普通的个体经济，而是资本主义经济，其性质是资本家剥削。根据这个论断，国家对个体经济的帮工和学徒数目进行了明确规定，不允许超过雇工8人的个体经济存在和发展。但是，广州的现实情况却是大相径庭，几百年通商口岸的历史在这里积淀了丰厚的经商传统，政治气候稍稍回暖，以手工业者和小商贩等为代表的中国第一代个体户已在街头巷尾星火重燃。特别是近年来，随着与港、澳地区联系的增多和外资企业的逐渐进入，以服装、皮具、电器、餐饮等行业为主的大量家庭作坊和私营工厂的规模越来越大，雇工数目何止8人，有的已经突破80人，甚至800人。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经济呢？他们都是新兴的资本家吗？
此时，“私”字在中国还是一个让人谈虎色变的名词，官方理论界仍然坚持马克思的说法，言辞很是霸权，甚至杀气腾腾。他们说，个体企业的再扩大就是私营化，而私营化就是私有制，私有制就是地地道道的资本主义经济，允许私有制经济发展，中国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正是这时，1981年１２月３０日，国务院又出台了严格控制农村劳动力进城务工的规定，舆论界蔑视其为“盲流”。
面对这种现状，郑炎潮很是担心，但这个课题却又强烈地吸引着他。于是，这个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研究生在毕业论文里悄悄地列出一章，开始专门探讨。他走街穿巷，对广州市超过8个雇工的个体企业进行了大量调查，为这种新兴的经济形式定义了一个名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私营经济”。无疑，这个概念太敏感、太越轨了。论文答辩前夕，导师明确告诉他，这一章必须放弃，如不放弃，答辩肯定不能过关，他也不能毕业，更分配不了工作。
郑炎潮很迷茫，很痛苦，也很不甘心。这时候，他偶然听到一则消息：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很重视个体经济的发展，最近曾要求广东学术界专门研究这个问题。于是，1982年5月的一天，他突发奇想，把这一敏感的章节单独抽出来，买了一张8分钱邮票，用平信寄了出去。
让他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仅仅几天之后，任仲夷的电话就来了。
任仲夷的电话是亲自打给学校研究生院办公室的，说要找小郑。办公室人员根本没想到对方就是省委第一书记，说小郑不在，有什么事我们转告吧。任仲夷说这个事可没法转告，我要和小郑本人见面谈谈。于是就留下了一个电话号码，让郑炎潮晚上与他联系。
那一天晚上，这个平时羞与人言的农家小伙子忐忐忑忑地拨通了省委第一书记办公室的电话。
“您是任书记吧？”
“是啊。”
“我是郑炎潮，您打电话找我吗？”
“是啊，我打电话找不到你呀。”
“您有什么事吗？”
“你的论文，我收到了，感觉非常好，我想约你谈谈这个事，你有没有时间来？”
“好啊，我也想请教您啊。”
“明天来吧，怎么样？我接你过来。”
“不用接，不用接，我自己坐车就行了，我知道您在省委。”
“你不用自己来，我派车接你。是我请你的嘛，怎么能让你自己来？”
郑炎潮的心激动得“嗵嗵”狂跳，他不敢想象省委第一书记的专车到学校接他会引起什么后果，他只是不想让别人知道他的秘密。于是就在电话里结结巴巴地解释着，坚持要自己去。最后，任仲夷只好同意了，并告诉明天下午3时在省委办公楼三楼办公室等他。
谈起那一天，郑炎潮永远记得。
第一次走进省委大院，而且是面见省委第一书记，对于这个乡下出身的孩子来说，实在是太离奇了，太紧张了。当走进那栋神秘的办公楼时，他愈发地双手颤抖，心如撞兔。他被领进了一间宽大且简朴的办公室，一位满头白发满脸皱褶的老者微笑着迎了出来，拿住了他的手，用力地握着。当他明白这一掌温暖，这一泓微笑就是任仲夷时，心底那一只惊慌的兔子竟然倏忽不见了，他猛地感到面前这位慈善的老者极像自己乡下的父亲。这位慈善的父亲告诉他，自己46年前上大学时，专业也是经济学，自己也曾对理论感兴趣，后来在战争间隙还写过一本书叫《政治经济学》……他们的话题就这样徐徐展开了。
原来，以任仲夷为首的广东省委，对新兴的个体经济和雇工经营不仅没有任何“制止”和“纠正”，而且一直在努力为其争取着合法地位。上一年底，广东省工商局就出台了全国第一个鼓励支持个体经济发展的具体措施，就在十多天前，佛山市还成立了全国第一家个体劳动者协会。
郑炎潮结合调研资料和一些具体案例，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阐述。
任仲夷说：现在对于个体经济，只能扶持不能压制，但要扶持，首先就要正名，如果头上始终悬着一把“资本主义”的达摩克里斯之剑，那还怎么发展？马克思关于个体经济有一个“8人规定”， 但是到底超过雇工8人的个体经济应该叫什么？我们也没有想好，刚好看到你的论文，这在理论上是一个重大突破和创新，为我们的决策提供了依据，我支持你！我们还要围绕你的这些观点，制定一个政策，给它取一个正式的名字，就叫作“私营经济”怎么样？让它发展，让它壮大。
从此，中国改革开放史上正式诞生了一个全新的名词：私营经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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