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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 者：本网记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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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属类别：学校综述 / 名师伯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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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发布日期：2010-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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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丹现象”给人们的三点启示
什么是“于丹现象”？这首先要从于丹说起。于丹，北京师范大学教授，2006年“十一”黄金假日在央视百家讲坛连续七天解读《论语》心得，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短短7天，她迅速成为一颗灿灿的明星，受到很多人的喜爱和追捧，进而形成了文化上的一种“于丹现象”。“于丹现象”给人们以三点启示。
启示一：
中华优秀文化是一座底蕴深厚的富矿，一旦开掘出来，就会成为“克服艰难险阻、战胜内忧外患、创造幸福生活的强大精神力量”
“于丹现象”出现在当今中国，并非偶然。
传统文化在国内形成了一个又一个的焦点，维持着一浪高过一浪的热度：且不说走红方式与于丹相近的阎崇年、易中天和刘心武，且不说前些日子社会各界围绕青少年应不应该“读经”展开的热切讨论、报端关于“中华文化需不需要一场文艺复兴”的争辩以及“青春版”昆曲受到的热捧，且不说一些人自发、公益地给中小学生讲传统文化的“一耽学堂”以及京城大学出现的以崇尚汉代服饰为特征的“汉服社”……种种迹象一再表明，中国传统文化热，正在当代中国悄然兴起。
从于丹们身上，从上述种种迹象里，细心的人们完全可以读出优秀传统文化复兴的某些端倪。有学者指出，全球化浪潮在器物甚至制度层面带来“一体化”的同时，也日益凸显文化认同与根源意识。“我是谁”的问题，迫使每一民族乃至每一个体不仅不能乞灵于任何纯然外部的文化来建立自我，反而必须深入自己的文化传统，从中认识自己、发展自己。
当代世界是一个以民族国家为基本生存单元的世界，一国要想自立自强，需要吸收世界各国文明的优秀成果，更需要发掘自己传统文化中的瑰宝；而在日益兴盛发达的当代中国，传统文化无疑是给我们和平崛起提供支撑的重要精神资源。
不能把功劳全部归于宣讲者，因为传统文化本身的内容构成特点，已然具备了这种现代性的潜质。史学界对西方的文艺复兴有个观点：文艺复兴的现代性因子，大部分都可以在中古“传统”中找到根源。中国也不例外。古老典籍中的民本思想，虽然不能等同于今天我们所提倡的“以人为本”的治国方略，但二者却具备相通的基础，可以说是同根同源，一脉相承。
挖掘传统文化资源，把孔子请到当下，使古老经典和现代精神结合起来，这是“于丹”标本的一个重要启示。当然，对传统文化的现代性挖掘，还需要在更高层次上有更具备历史深度和文化深度的设计与把握，于丹们贴近大众的接受特点、带有世俗化甚至娱乐化色彩的尝试固然很好，但并不能说这就是最好的道路，当然，更不是唯一。
启示二：
广大民众对于中国传统文化有着巨大的现实需求，尤其在物质虽然丰饶充沛而精神却相对贫乏迷惑的当下，人们更加渴求及时雨露对心田的滋润。有人说，于丹给大众提供的是一剂“心灵鸡汤”。于丹大受欢迎，折射出民众的心灵缺乏某种抚慰，精神上存在着某种饥渴。
改革开放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我们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建设的巨大成就，这有目共睹；但与此同时，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也水涨船高，两者之间，还有不小的落差，这也毋庸讳言。大部分中国人正逐渐富裕起来，不再为衣食担忧，开始忙碌着买房、买车、休闲、消费。然而，市场的繁荣、消费主义的盛行，并不必然带来人们心灵的充实。人文精神是社会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倘有匮乏，必将影响社会发展的和谐，最终会影响到生活中的每一个人。
有学者批评于丹有把《论语》庸俗化、简单化的倾向，说她不过是励志故事加一些浅显的道理，既不足以言说夫子之道之精深，又不足以阐述夫子之学之丰富。这种批评颇具道理。然而，也有人替于丹辩解说，以圣贤道理为原料、用小故事煨出来的汤，虽然很浅，但对老百姓而言，更入心入胃——因为这样的解读，能给生活中遇到的一些实际问题的人以启发，能与为人处世的经验总结相印证，能给受过创伤者的心灵以抚慰。一位老先生总结得好：于丹讲解的《论语》，归根到底就是在说三个关系，即：人自身、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大千世界，舍此三种关系，你还会碰到什么吗？没有了，也不可能再有了。
人文精神，说起来似乎宏大，但就其根本而言，以下几个基本问题恐怕不能忽略：其一，人怎样生活才能得到幸福；其二，人应当怎么处理自己和他人的关系、个人和社会的关系；其三，人为什么而活着、怎样活着才有意义……一言以蔽之：人怎么样才能成为健全的、饱满的人。
于丹言谈中的人文之光，是从《论语》中借来的。这些基本问题，古人早已遇到过，古圣先贤经过思索，做出了自己的解答。这些解答虽不是可以照搬的现成答案，但却具有跨越时空的价值，起码给我们提供了一种思路、一种参照和一些建议。在历史上，《论语》除了“半部可治天下”的政治用途及学术用途外，它常常是中国人用以修身齐家的工具书。
从“于丹现象”中也可以看出，人文建设不能离开“反求诸己”。于丹讲座的开播，如同用钥匙打开人们心底那把尘封已久的密码锁，把大家心中的朦胧存在再次唤起，不言建设，建设自在其中矣。
当然，对于人文精神的呼唤，仅仅停留在“心灵鸡汤”的世俗层面是远远不够的，那未免把人文关怀看得过于容易、过于简单。我们需要思考真、善、美的问题，要有对终极价值的追问，对理想和信念的坚持，还有对人的价值、尊严、责任的尊重……可以说，其内涵非常丰富。
“于丹现象”还折射出宝贵的思想资源如何普及到大众中去的问题。学术的前沿研究当然非常关键，突破性的开拓对于学术发展而言至关重要；然而，如果能尽可能地走进普通民众的生活，而不是仅仅是圈内二三子的事业，似乎更有一番价值。传统典籍的意义，不仅在于书斋中的传承、研究与欣赏，而且在于如何在更大的范围内应用和普及。过去，戏曲和说部在坊间流传、娱乐大众的同时，客观上还将“忠孝节义”等价值观和历史知识普及到文化水平并不高的一般民众中去。通过一个个或家常里短、或英雄美人、或奇幻神魔的故事，完成了文化体系自上而下的渗透。我们不要轻视这些普及的意义。
还须说及的是，一个通俗地讲解《论语》的节目，会引起如此火爆的反应，是好事，但也需要警醒。好事是可以看出民众并不满足于庸常的生活，对精神生活有着热切的追求；需要警醒则在于，这种追星般的追捧跟真正的精神建构似乎并不能等同。3分钟热度过后，往往还会回到过去。于丹评价“于丹热”时曾说：“我忧的是这里面有浮躁，有喧嚣，有泡沫，热得太快，火得太猛……因为骤热就意味着骤冷，我们已经经不起这种大冷大热的非理性的迷狂。”
启示三：
中国传统文化的普及和传播，需要高超而精细的技巧。现代传媒在文化普及中发挥着无可替代的桥梁作用。
有人说，于丹的成功，关键在于她独特的讲述方式。朱熹也讲《论语》，钱穆也讲《论语》，当今中国，各高校各讲堂都在讲《论语》，为什么其他人没有掀起这样的狂潮？就讲述技巧而言，易中天强调了“平民立场”4个字。他说，传播效果很大程度上来自亲和力，“亲和力来自于‘平民立场’。观众认为你与他一样看问题、想事情，就没距离、没隔阂，不是居高临下、咄咄逼人，没有对立情绪，也就不会产生逆反心理，不仅你和他们是一样的人，故事中那些历史人物、英雄人物也和他们一样，他就爱听你讲话。”他还阐述：“能不能把观众吸引过来看有关传统文化的内容，要求学者用非学术的语言，来讲学术性的内容。说得再白一点，你要说人话，别说书话，更不能打官腔。”
于丹尊重了大众传播的规律，使用了恰当的方法和技巧，用市井百姓喜闻乐见的传播方式进行传播，是她的讲座火起来的重要原因。
从事媒体工作的人都知道，“三贴近”，即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是传媒接近受众、吸引受众的不二法门。既要贴近群众，就要熟悉群众，了解群众。央视《百家讲坛》将节目定位于“初中文化水平”，就是基于对受众的深刻了解。制片人万卫分析说：“初中文化水平并不是指为初中毕业的知识层次的人服务。实际上，只要你跨出所学习的学科，在其他学科你就是初中水平。比如你是学物理的，历史对你来讲就是初中水平。”多么精到的分析！由此我们似乎又一次体味到了“三贴近”的威力。
于丹的成功，方法技巧固然重要，传播工具亦不可或缺。有人说，于丹是踩在了“巨人”的肩膀上——这位巨人，就是在中国独一无二、在电视传播领域具有某种“垄断”地位的中央电视台。是电视这个主流传播媒介的巨大影响力，造就了于丹的水涨船高。
没有电视是不行的，然而，仅仅依靠电视也是不行的。7天讲座结束后，报纸、杂志、网络……现代传媒纷纷跟进，各自发挥自己的特点，把于丹热推向了纵深。纸质媒体便于阅读便于携带、易于进行深刻分析，电子媒体容量巨大且讲究互动，尤其便于大众参与，至于中华书局对《于丹〈论语〉心得》的即时出击，一经出版即创下的一个个“全国第一”，更是说明了纸质媒体的独特魅力。
现代传媒在社会中威力巨大，在文化普及中更是发挥着无可替代的桥梁作用。传播学上有一个“议程设置”理论：媒体往往可以凭借自己的影响力引导民众的注意力，从而给民众制定一个“议事日程”。虽然媒体并不能决定大众具体怎么想，但它能决定公众在一段时间内关注什么，从而对社会施加自己的强大影响。
不能不强调的是，方法和工具固然重要，但其承载的内容才是关键和核心。一方面我们要重视技术，一项新技术往往会深刻影响社会——比如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甚至会带来认知方式、生活方式的深刻变革，这就要求我们要善于学习，迅速了解和掌握最先进的方法和技术手段，不可滞后于时代。
辛 颖 / 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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